在當下學術界高度關注中華文明探源之際，從史學史的角度回望20世紀的古史書寫，從理論的高度思考何為上古中國、如何探尋上古中國，既有助于深化中國近代史學史研究，亦能從歷史的縱深思考中華文明探源的路徑與意義。王興的《20世紀中國歷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構》（以下簡稱《建構》）一書即是著眼于此。總的來看，《建構》一書主要有三方面的特點。

聚焦20世紀古史研究的

“立新”

有關20世紀古史研究的史學史回溯，大致可分為兩個脈絡：一是關注史家如何“破”“舊古史”，二是分析史家如何“立”“新古史”。

“破舊”勢必伴隨著“立新”，面對近代中國的變幻時局，以一部科學、可信的中國古史激發中華民族認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正是近代社會所必需。然而，相較討論“古史辨”派等“破舊”工作，考察古史研究的“立新”并不容易。首先，論者需要熟稔20世紀學者如何“破”“舊古史”及相關學術史研究成果；其次，論者還需熟悉20世紀學術界如何借助考古學復原古史基本史實及相關學術回顧與總結；最后，方才能夠直面20世紀的古史撰述。可以說，《建構》一書承續了前人對于“破舊史”“考信史”的研究成果，實質上將學術界對20世紀古史研究的回溯，由關注質疑舊說、分析重建史實，進一步推進到考論古史的“立新”這一更為綜合性的層面。

《建構》圍繞“歷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構”這一主線，考察了20世紀史家如何建構書寫可信的、科學的、系統的、世界的“古史”。第一章“分期與斷限：20世紀中國歷史撰述中的‘古史’表述”，從何為“古史”破題，分析總結了20世紀史家如何界說“古史”這一概念，在全書著手討論古史建構前，對界定何為“古史”做了基于各種成說的概念梳理。綜合考慮中國近代學術語境下相關言說的用語習慣，該書所涉及的“古史”一詞，泛指秦統一六國前的中國歷史。第二章“20世紀‘古史’撰述對神話、傳說的‘處置’方式”，可視作書中回溯古史撰述的時間線起點。古史文獻由信史轉為神話傳說，是古史研究在近代史壇成為熱點的緣由之一。第三章“考古學的發展與中國歷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構”是書中用力最勤的一部分。該章打通1949年前后，分析不同時代的史學家、考古學家如何嘗試運用考古資料撰寫可信且有系統性的“新古史”。第四、五章采取個案研究法，考察了20世紀史家書寫“中國人種起源”與“國家起源”這兩個“古史”建構中的重點議題。不同于一般意義上單純關注“史家”和“史著”的研究理念與考察方法，《建構》點線結合地討論了20世紀古史撰述的演進邏輯與重點個案，可謂獨辟蹊徑。

以通史眼光考察

20世紀古史撰述

《建構》彰顯了關于通史與斷代史關系的精辟思辨，書中雖然討論的是20世紀的古史撰述，但始終不離通史眼光。

首先，作者在緒論中將古史定位為通史撰述的“起點”，認為“撰寫中國歷史時，絕大部分史家會按時間順序梳理、闡述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因此如何撰寫中國‘古史’”，“甚至成為他們能否寫好整部中國歷史著作的先決條件”。所以，書中考察古史撰述，不僅聚焦古史撰述，更始終關懷一部新通史如何寫起的問題。

其次，書中回溯20世紀史家對“古史”概念的不同認識，揭示了古史書寫與“新史學”思潮下通史書寫的內在聯系。作者注意到，中國傳統史學著眼于王朝更迭，“新史學”思潮下史學書寫開始轉型，出現與朝代更迭若即若離的古史。進而全面比對有關“古史”的不同表述，又詳細分析20世紀史家對信史開端的不同認識。一番細致爬梳下，讀者清晰得見：古史的年代界限，實非王朝斷代的自然界限，而是“新史學”震蕩中不同史觀下的各家之言。古史與通史的關系得以昭然揭示：古史絕非一種界限分明的斷代史，相較其他朝代史，古史撰述更需有機融于通史，離開“新史學”追求的新通史，古史無從談起。

再次，書中第三章頗具通史眼光。探尋有文字記錄以前的人類活動，考古學能夠發揮極大作用，甚至有觀點認為考古學唯有在史前史研究領域最具話語權，主張“考古不下三代”。隱約之間，考古與古史似乎自成一體，又似與以傳世文獻為主體材料撰寫的周秦以后歷史斷裂。對此，該章回到歷史現場，敏銳地注意到考古資料之所以受到當時歷史編纂者的關注，并成為重要的“古史”材料來源，很大程度上與考古學在中國的學科定位與學術使命有關。雖然考古學在史前史研究與編纂方面的作用更為突出，但是以考古資料撰述古史絕非要與通史撰述相割裂，反而是為了與周秦以后歷史的書寫相適配，以更好地撰寫通史。

最后，書中分析的歷史撰述著作中，通史撰述分量極大。這從史料運用的角度，再次證明全書關注的絕非“遺世獨立”的古史撰述，而是作為通史撰述的古史撰述。

對考古學文獻的運用與辨析

中國史學近代化的表征之一，即是考古學成為中國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考察近代史學發展，不可不關注考古學之演進，而梳理近代中國的考古學史，亦不能脫離中國史學的整體發展脈絡。《建構》正是從中國近代史學史和考古學史的雙重發展脈絡中，揭示20世紀中國古史編纂的復雜面貌。

古史撰述中如何應用考古學材料與研究成果，古史編纂者又對考古工作有何評價與期待，是《建構》運用和辨析考古學文獻時的重點考察內容。書中對考古學文獻的考辨，還體現在作者通過爬梳考古學文獻，梳理出考古學家古史撰述思路的形成歷程。比如書中通過總結蘇秉琦主編的《中國通史》第2卷《遠古時代》的編纂經驗，進一步展示了史學與考古的內在聯系。《遠古時代》編寫的成功，源自白壽彝對考古資料的重視。此外，兩人對一些關鍵問題的宏大理論思考有共通之處，也是《遠古時代》得以成功編寫的關鍵。《建構》分別梳理了白壽彝關于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史的理論認知，以及蘇秉琦關于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問題的考古學觀察，進而指出當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關注同一課題時，他們才能夠借鑒及吸收對方學科的理論觀點與研究成果，并落實到歷史編纂之中。

瑕不掩瑜，該書在兩個方面還有完善空間，未來修訂時尚需深入。

一是該書涉及的具體問題，或仍有所遺漏。比如書中借用王桐齡的觀點，指出歷史有三要素，即“種族”“區域”和“年代”。第一章關于“古史”不同表述、古史分期問題的多元觀點、中國“信史”開端多重認知的考察，屬于古史建構中的年代（或時間）問題。第四章探討中國人種起源的歷史敘述情形，屬于古史建構之中的種族（或人種、民族）問題。在此基礎上，如能增設一章內容，專門探究古史建構之中的區域（或地理、疆域）問題，更能展現出20世紀中國古史編纂的整體面貌。二是在分析近代史著時，還應對比多個版本，對細微表述差異做出闡發。如該書注意到，馬克思主義史家語境中的“史前時期”有特殊指代，但未做深究。

近年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新編）中國通史》纂修工程”等重大史學工程陸續開展，編纂古史正是重要任務。在此背景下，《建構》以“立新”視角、通史眼光考察20世紀歷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構，總結經驗、啟發當下，可謂正當其時。

（作者系西北大學歷史學院講師；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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