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布爾干省呼尼河與汗努伊河交會處，一座風景很美的低矮山丘上有一個大型石造遺址——西沃圖-烏蘭遺址，非常神秘，其名不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北大學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副教授徐弛經過深入的調查、發掘和研究卻在近期有了新發現，“這座遺址等級很高，或為默啜可汗的陵墓，更為神奇的是，它的營造多處有乾陵的影子。”

神秘遺址推斷是默啜可汗陵墓

這處遺址長107米，寬45米，設有馬面和角樓。

“從現存唐式石人、石獸等文物來看，可以確定這是一座后突厥汗國時期高等級貴族墓葬。從石獸上的徽記，可進一步縮短時間范圍，很可能為默啜可汗時代的遺跡。”徐弛和他的團隊于2019年8月、2023年8月、2024年8月三度考查了這個遺址。

據介紹，默啜是后突厥汗國第二位可汗（691年—716年在位），阿史那氏，稱號是默啜，又作默咄、墨啜、斬啜。

徐弛指出，這座陵墓的主人有可能正是默啜可汗。一個依據是石人，目前發現了至少10個石人，是目前已知后突厥汗國時代遺址中發現石人數量最多的。十個石人頭部均失，大部分雙手抱于胸前，有的持杯，有的手持長柄狀物，腰間佩劍，掛有荷包。此外，還發現了兩個石像的頭部，戴冠，束發。漠北草原石人多見于后突厥汗國的貴族墓地，大致分為兩種，即墓主人像與奴仆形象。后突厥汗國貴族墓地的石人與一般的突厥石人相比，雕刻更為精細，明顯受到了唐代石刻的影響。遺址中石人的基本特征，符合后突厥汗國貴族墓地中石人的兩種形象，既有墓主人像，也有奴仆形象。

第二個依據是徽記。目前可見七只石獸，呈蹲坐狀，形態各異，有的類似獅子，有的頭部與狼頭近似。在其他后突厥汗國陵墓中，也發現了類似石獸。更重要的是，在其中兩個石獸的后腿上，刻著兩個代表突厥阿史那氏的徽記。徐弛告訴記者，“徽記是游牧部落區分各家牲畜的記號，在該遺址已發現的多個帶有阿史那不同分支徽記的石獸，應該與唐朝時期后突厥汗國的創立者頡跌利施可汗陵一樣，表明遺址的主人應為可汗級別的人物。”

第三個依據是石羊，這是后突厥汗國陵墓常見的墓上設施，形態大多與唐代貴族墓前的石羊類似。據了解，漠北其他時代如匈奴、突厥汗國（第一突厥汗國）、回紇汗國的貴族墓葬遺存中，不見石羊的身影。因此，石羊也是判斷該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據之一。

無字碑暗示著與乾陵的聯系

“漠北地區絕大多數突厥喪葬遺存基本都位于河谷地帶，但該遺址‘因山為陵’，與唐代帝陵選址類似。而且遺址發現的各類石像，甚至多于毗伽可汗陵園內的同類文物。遺址中發現的無字碑，也暗示著該遺址與乾陵的聯系。”徐弛解釋說，這座陵寢體現出僅見于乾陵（唐高宗武則天）、定陵（唐中宗李顯）、橋陵（唐睿宗李旦）的唐代帝陵特色。

一是無字碑。西沃圖烏蘭遺址的無字碑是遺址中發現的最神秘的一件遺物。石碑上沒有書寫任何文字，只有刻畫混亂的各部落徽記。默啜可汗是阿史那氏，但該碑上的回鶻藥羅葛部徽記很大，而僅存的突厥阿史那部徽記，與后突厥汗國時期相比有較大變化，且位于邊緣。這些變體應當是回紇汗國時期刻畫的。也就證明該碑在樹立之時是沒有文字的。

其次是碑座，其他突厥可汗、貴族陵墓中的漢式碑刻，碑座均為龜趺（碑下的龜形石座），但西沃圖-烏蘭的碑座為方趺，與乾陵無字碑相同。另外是出現角闕等城址才有的設施。自唐乾陵以后，各后世帝王陵才在陵園內城四角設置“角闕”，反映了封建帝王把陵墓當作生前所居宮城來建造的思想。最后是蕃臣像。西沃圖-烏蘭遺址出現了類似蕃臣像的石像，雙手呈拱手作揖狀，同樣與乾陵一致。

“有類似唐代陵墓的設施，也有突厥自己的創新。”徐弛指出，一是出現了突厥遺址中罕見的方形石堆建筑，外部呈方形，中心呈多邊形，僅見于突厥最高級別的貴族陵園中。二是在可汗陵寢中出現石羊，石羊只會出現在唐朝貴族墓中，而唐朝帝陵中沒有，但后突厥汗國高等級墓葬幾乎均有石羊。羊在草原地區是最常見的一種家畜，因此突厥仿造唐墓制作石羊，可能與游牧文化有關。三是突厥陵墓坐西朝東，唐朝帝陵坐北朝南。

“更為罕見的是默啜營造陵墓的時間，一般來說，突厥貴族陵墓都為死后再修建，但在山頂建造如此大規模的遺址，極有可能是默啜生前就開始營建的。”徐弛特別指出，西沃圖-烏蘭遺址出現了僅見于乾陵、定陵、橋陵的因素，但乾陵無字碑、蕃臣像等設施最終設立完成時，要等到武則天去世之后的神龍二年（706），乾陵蕃臣像中出現了武則天統治時期默啜可汗派到長安來的使臣移力貪汗達干和莫賀達干，可見，乾陵與默啜可汗關系更為密切。

唐朝喪葬文化對突厥影響深遠

記者了解到，與同為“唐風”的毗伽可汗陵相比，西沃圖-烏蘭陵墓的級別要更高。

“這體現在六個方面。”徐弛解釋說，其一是因山為陵，與唐代皇帝一致，而毗伽可汗在平原建陵，與唐代貴族一致；其二是有四個門及四門石獸，與唐陵類似，毗伽可汗陵僅有一個門，目前發現一個石獸，可能有兩個，與唐代貴族類似；其三，無字碑方趺，與乾、定、橋陵一致，毗伽可汗陵及其他后突厥汗國帝陵均為龜趺，與唐代貴族一致；其四，石羊數量更多，等級也遠高于毗伽可汗；其五，石人數量超過毗伽可汗陵；其六，對唐陵的模仿更為徹底，不見毗伽可汗陵中出現的突厥陵墓會用到的殺人石列，也就是生前打敗的敵人塑造成石像彰顯墓主人的英勇。

為何有這種異常現象？徐弛推斷，可能與默啜可汗自認為實力遠高于武周時期的唐朝（武周）有關。自太宗稱“天可汗”以來，直至回紇汗國時代，唐朝均有冊封漠北草原地區可汗的權力。但唯一的特例，就是默啜可汗統治時期。默啜不承認武氏的天可汗地位，開始自行冊封可汗，所以級別更高，規格與帝陵無異。該遺址顯示出唐朝喪葬文化對突厥的深遠影響，生動體現了漠北游牧文明與中原農耕文明的互相融合，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重要見證。

對于該遺址的保護，徐弛建議可向乾陵學習打造成景區，“兩國聯合考古或兩國聯合文物保護在蒙古國是很常見的，我很希望當地可以與中國加強合作，早日建起遺址博物館，能夠更好地保護、研究和展示考古遺址，促進文化傳承和發展。”

文/視頻 西安報業全媒體記者 張瀟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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