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片以抗美援朝戰爭中的“鐵原阻擊戰”為主線，通過震撼的戰爭場面和動人的英雄故事，從“造世”到“情動”的敘事躍遷，回歸現實與歷史記憶，實現了情感遞進與藝術流變。豐富多元的敘事和視聽元素構建出鮮活立體的虛擬影像世界，為觀眾情感的生成與共情奠定了堅實基礎。數字技術下的奇觀影像強烈刺激觀眾感官，觸發觀影主體超越意識的深層“情動”，構建契合歷史與當下的家國情懷和集體記憶，進而成功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并強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關鍵詞：抗美援朝 造世 情動 家國記憶
電影《志愿軍：存亡之戰》是《志愿軍》三部曲的第二部，以抗美援朝戰爭中的“鐵原阻擊戰”為主線，通過震撼的戰爭場面和動人的英雄故事，再現了1951年5月下旬至6月初，中國人民志愿軍第63軍在朝鮮漣川、鐵原地區阻擊“聯合國軍”北進的英雄壯舉。影片以李默尹、李想和李曉一家三口為情感敘事紐帶，通過聚焦宏闊戰爭背景下的個體親情，喚起歷史文化的集體記憶，引導觀眾進入家國同構的影像世界。依托先進的電影工業與計算機生成圖形（CGI）技術，完成從“敘事”到“造世”（worldbuilding）再到“情動”的跨越，影片最終促成跨代際對話，激發當下觀眾深層情感共鳴。影片不僅是對抗美援朝戰爭歷史的影像再現，更以個體情感為橋梁重塑了當下觀眾與歷史的密切關系，使觀眾在強烈的視覺與情感沖擊下，重新體驗和反思歷史的復雜性與深刻性，感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下的家國情懷。
從“敘事”到“造世”：虛擬影像空間中的歷史重構
對于新主流電影而言，觀眾早已不再滿足于傳統敘事手段，伴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觀眾對復雜感官體驗的需求不斷增加，電影的重心逐漸從表層故事轉向了構建復雜、多維度的虛擬影像世界，成為通過技術、視覺效果和多層次的敘事結構，為觀眾打造沉浸式觀影體驗的綜合載體。正如阿蘭·布瓦拉（Alain Boillat）所言，科幻、奇幻以及多元宇宙題材的作品通常利用CGI和復雜的敘事架構來構建引人入勝的世界，電影敘事如今似乎正逐漸被“造世”所取代，更加關注虛擬世界的構建。但這并不意味著敘事的重要性被完全消解。布瓦拉認為，“敘事”與“造世”并非二元對立，而是緊密相連的。故事與世界需要一起被審視，敘事構建了對虛構世界的特定視角，確保了虛構世界的演變，并組織了“世界”之間的過渡。敘事方式為觀眾提供了感知并理解虛擬世界的窗口，推動了“世界”的演化和發展，并賦予其生命。電影《志愿軍：存亡之戰》的“敘事”和“造世”相輔相成，共同豐富了受眾的觀影體驗。
“造世”首先是對傳統線性敘事法則的突破，通過更加復雜的視覺效果、非線性敘事和多角色、多時間線等方式，擴展敘事邊界。其次，電影通過“造世”為觀眾創造出復雜、多維甚至是現實與虛幻同構的多重影像世界，不僅有主線情節，還融入了支線敘事、背景設定和符號系統，共同構建出一個深度與廣度兼具的虛擬現實。《志愿軍》三部曲作為戰爭片，肩負著再現歷史的重任，意在通過全景式敘事展現抗美援朝戰爭，從高層戰略到基層戰斗再到后方支援，形成一個全面的戰爭圖景。在商業化和類型化要求的驅動下，電影創作者打破傳統敘事框架，充分滿足觀眾懸念性和趣味性追求，在保持歷史真實性的基礎上，又賦予影片敘事張力，使其具備超越單純“敘事”的“造世”特征，創造出了一個基于歷史現實、充滿虛構與藝術加工的電影世界。
《志愿軍》系列電影的敘事涵蓋從戰略決策層到基層戰斗部的各個維度，為確保多層次敘事之間的緊密銜接，以八個虛構人物為“眼”的故事線在抗美援朝戰爭全景中交錯融合。這八個虛構人物的設定，實際上構成了八條各具特色的敘事脈絡，不僅在情節上彼此交織，還通過與真實歷史人物的互動，將虛構與史實融為一體，構建出一個既基于歷史又超越歷史的世界，成功連接了歷史和當下的情感體驗。在《志愿軍：存亡之戰》中，虛構的李默尹一家成為影片“造世”的關鍵節點，在故事線上，李默尹成為貫通上下、鏈接高層司令部與基層戰斗班的核心人物，作為革命者，既以高級參謀的身份參與戰略決策和戰術指揮，又深入前線，融入戰斗隊列。在影片中，他隨63軍189師完成阻擊任務，與188師的隊伍共同打開曹川水庫閘門。此外，影片還設置了一個頗有寓意的線索，一顆由國內小朋友寄來的糖果，從彭德懷到李默尹，再到李想，最終到李曉的傳遞過程，連接起了志愿軍司令部與志愿軍第63軍189師、188師，將不同空間有機融合，使多視角、多線索的敘事得以整合為一個整體。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影片采用了虛構與真實人物并敘的策略，以虛構角色為主體，輔以歷史人物，融入多重敘事支線。與彭德懷的交互為起點，李默尹懷揣保家衛國的理想信念，深入志愿軍第63軍189師，與其他戰友協同完成鐵原阻擊任務，展現了戰斗英雄們的英勇與堅韌。虛構的188師1營教導員李想，率領戰士們突破臨津江防線，運用穿插分割的戰術重創“比利時營”，彰顯了戰略智慧與戰斗勇氣。虛構的人物翻譯李曉，通過對“聯合國軍”前線士兵的廣播，輔助志愿軍戰士們堅守陣地，發揮了重要作用。
影片以李默尹一家為敘事核心，采用以點帶面、虛實同構、多線索、多視角的敘事策略，成功構建了一個深植歷史、富有感染力的復雜電影世界，在虛擬空間中實現了對抗美援朝輝煌歷史的再現。
電影《志愿軍：存亡之戰》劇照
從“造世”到“情動”：數字媒介驅動當下受眾官能共振
布萊恩·馬蘇米認為“情動”（affect）是初級的、非意識的、非主體化的、無符號且未經修飾的。情動是身體在“意識”之前對外部刺激的直接反應，不依賴認知或語言結構，而是一種純粹的感官體驗。與“情感”（emotion）不同，情動具有即時性和非語言化的特點。電影通過視覺沖擊、聲音設計、鏡頭切換和場景構造引發的不僅是明確的情感反應，而是更為原初的情動體驗。當觀眾面對震撼畫面時，身體會首先產生預認知的生理反應。情動作為情感的前奏，使觀眾在情感形成前已感知到其沖擊。情動對應著身體經驗的變化，它既是過程的又是先行的，具有跨越間隙的自我持續性。馬蘇米將情動描述為連接體驗的“世界的黏合劑”，是一種過程性、前個體化的力量，超越個體體驗，成為連接不同事件和情境的橋梁。正如學者包衛紅所言，情動并非某種內在于個體的東西，而是通過媒介技術及其美學交互被喚起，并構建為一種可分享的社會體驗，電影作為一種“情動媒介”，通過視覺符號和感官刺激，在視覺和情感上帶給觀眾強烈的感官體驗，引發觀眾的身體反應，并最終內化為深層的情感體驗。
電影《志愿軍：存亡之戰》的“情動”首先與數字時代的技術媒介緊密相連。影片利用CGI、快速剪輯和超現實的視覺效果，大大豐富了影像表現力，帶給觀眾更為即時和強烈的感官互動體驗。以李想帶領一營的阻擊戰為例，在視聽層面，影片借助數字技術帶來的高度擬真效果和強烈的感官刺激，持續不斷地給予觀眾視覺沖擊力。通過廣角俯瞰的全景戰場、震撼人心的槍林彈雨，以及對殘肢身體的凝視，有效引發了觀眾的情緒激蕩。當飛機、坦克、大炮、步兵協同的“聯合國軍”鋼鐵洪流不斷壓向志愿軍防線時，巨大的壓力如懸于頭頂的巨石，激發觀眾的緊張與焦慮。志愿軍小隊冒著炮火和彈雨以生命換坦克，喚起觀眾內心的震撼。當鏡頭凝視志愿軍戰士悲壯的殘軀，觀眾的肉體神經受到強烈沖擊。影片將攝影機視角嵌入大炮中，以炮彈飛行的視角和速度沖向觀眾，給觀眾一種高度沉浸、在場的身體化感受。正如維維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所描述：“電影通過其運動能力，展現出其作為物質性主體的能動性（體現在攝像機上），從而將視覺/可見空間同時構建為運動的、觸覺性的空間——一個具有深度和質感的空間，一個可以被物質化占據的空間，它不僅為視覺/可見提供了抽象的基礎，也賦予了它具體的情境。”數字時代電影重塑了具身性和在場感，通過提供“運動與觸覺空間”實現了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意義上“驚顫”（shock）的審美體驗，其所帶來的不僅是視覺上的享受，更是多感官的、身體化的體驗。觀眾不再是被動的旁觀者，而是成為身體化戰爭體驗的參與者。敘事方面，影片通過情節設計不斷營造壓抑的情緒氛圍。以武器專家吳本正與戰士們的會議，講述落后裝備帶來的戰場劣勢以及犧牲的后果，逐步將這種壓抑的情緒傳遞給觀眾。接連不斷犧牲的戰士、鮮血噴涌的亡軀、阻擊戰中的熄燈號聲，這些敘事元素共同構建了影片的情感基調，將戰斗的慘烈與壓迫感展現得淋漓盡致。當防線逐漸崩潰，志愿軍假意撤退，“聯合國軍”的坦克逼近卻遭遇志愿軍滾筒炸藥的伏擊，滿屏的爆炸火光在感官上形成了震撼高潮。此時，積累的壓抑情緒通過這一強烈的正向反饋瞬間得到釋放，觀眾體驗到一種情緒上的轉折與解脫。情動不僅僅是身體反應，更是某種潛在的能量流動，它在此刻連接了整段敘事，使觀眾的情緒從壓抑轉向充分釋放。
電影《志愿軍：存亡之戰》劇照
從“情動”到“現實”：記憶政治與歷史認知的現代轉譯
電影《志愿軍：存亡之戰》從微觀視角切入，在個體與家庭的敘述中見證歷史，并將個體生命與家國命運緊密相連，實現了歷史與現實的情感交融。在家國同構的情節框架中，成功將歷史的宏大敘事與個體情感進行了現代化轉譯。在人物塑造層面，影片突破了扁平化的角色設計，成功刻畫出層次豐富、性格鮮明、富于情感力量的一批人物形象，拉近了與觀眾的情感距離。
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的情感理論為理解情感提供了一個獨特視角，她認為情感作為一種資本在運作，流通于物體和符號之間，并在特定的空間中被激發和分配。電影《志愿軍：存亡之戰》中的視覺符號不僅承載了豐富情感內容的表達，同時也參與并推動了情感在觀影主體中的流動，進而促使觀影主體的情感發生變化。在形式上，電影通過圖像的媒介性和物質性構建情動，促使觀影主體身體發生轉變；在內容層面，影片依托人物形象、情節結構以及細節的設定，引發觀眾情感的波動，通過影像感知符號傳遞能量，促使觀影主體內部的情感轉化，實現從“情動”到“現實”的跨越。
影片中幾位關鍵角色設計尤為獨特且蘊含豐富的情感力量。戰損記錄員楊三弟通過攝影機這一媒介，將戰場與故土、歷史與當下緊密連接，他記錄下的影像不僅凝聚了戰士與故鄉的情感紐帶，還通過影像在時間維度上延續了志愿軍戰士的家國情懷。孫醒的角色設定極具創新性，他罹患戰爭失憶癥，此設定在國產戰爭題材電影中頗為鮮見，揭示了戰爭對個體的心理創傷，深化了影片對人類生存困境與生命價值的思考。當楊三弟擲地有聲地誦出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時，一個個英雄戰士的名字接連浮現，影片因此超越了宏大敘事框架，講述出個體在戰爭中的存在意義，傳達出對個體生命的尊重。楊傳玉以其個人成長與自我救贖成為影片中的又一個閃光點。在《志愿軍：雄兵出擊》中，他因膽小懦弱而貽誤戰機，然而在鐵原阻擊戰的關鍵時刻，通過犧牲自我協助戰友打開曹川水庫閘門，最終實現自我的成長與救贖。武器專家吳本正從與戰場格格不入，到奮不顧身投入戰斗，駕駛繳獲坦克與敵人對抗，揮發出知識分子在戰爭中的另一種豪氣。在影片中，志愿軍戰士們不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會恐懼、會犯錯也會成長且具有真實情感力量的人。正如導演陳凱歌所說：“只有把人寫活了，才能讓影片在觀眾中產生更加廣泛的共情共鳴。”只有成功塑造出一系列鮮活的人物，才能點燃影像的持久生命力和情感震撼力。
在情節設計上，影片以李默尹一家人的重聚與離散為敘事起點，通過一顆糖、一把鑰匙、一頓戰壕中的團圓飯，以及多次重逢與分別訴說生死離別的痛楚。一顆來自祖國的糖果貫穿影片始終，緊密連接著一家三口的情感，并在李想浴血奮戰之后，成為其生命最后的甜蜜。李曉贈予李想的小花成為戰士們對家鄉最后的寄托。在對“聯合國軍”前線的廣播中，李曉喊出“你們可以開槍，但你們殺不死這歌聲”，并與戰士們齊唱《河邊對口曲》，沖鋒中戰士們報出的家鄉名這些場景將“家”與“國”緊密聯結，喚起觀眾對家國情懷的強烈共鳴。當曹川水庫閘門開啟，任務完成，傅崇碧下令一營撤回，李想說出“我們已經回不去了，你們繼續前進”時觀眾不禁淚目。影片在人物塑造、情節建構以及細節設定中，成功地將歷史與當下勾連，將中華民族這一宏大敘事下的個體命運緊密相連，將集體記憶深植于每位觀眾心中。這種集體記憶不僅是對過去的回憶與致敬，更是在當代語境中對歷史的重構與再理解。國家作為一種概念是被想象出來的，即便在最小的國家中，大多數國民彼此并不相識，但他們共同擁有關于國家共同體的集體想象。影片通過再現抗美援朝戰爭的光輝歷史，不僅喚起觀眾對那段歷史的集體記憶，更在當前全球格局激變之際，引導觀眾從現代視角重新審視歷史，汲取力量與啟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總之，電影《志愿軍：存亡之戰》在延續前作優勢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在敘事與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出更加符合當代審美意識的提升。相較前作，本片敘事更加集中，大篇幅聚焦志愿軍第63軍與所謂“聯合國軍”之戰，使敘事結構更加清晰有序。全片洋溢著濃郁的家國情懷和對于個體生命的尊重意識，是一部對于人類反思戰爭、反思人性具有豐富借鑒意義和認知價值的鴻篇巨制。
電影《志愿軍：存亡之戰》劇照
（注釋略，本文原載于《電影藝術》2024年第6期，作者系西北大學文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天津師范大學講座教授）
原文鏈接：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16639836887549192179&item_id=16639836887549192179&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t=1728626385469&showmenu=false&ref_read_id=040bf308-adec-454b-9097-779aa4aba0d5_1728955323993&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