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一百多年前，中國漢代使者張騫自都城長安出發，出使西域尋找月氏。這一壯舉，成就了一條“絲綢之路”，成為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里程碑。

張騫出使西域兩千一百多年后，王建新同樣從西安出發，再次“尋找月氏”。這一文化之旅，讓他成為首個進入中亞開展考古研究的中國學者。

從1999年開始，經過20多年的艱辛探尋，王建新和他帶領的考古團隊，沿著張騫出使西域的足跡，從甘肅到新疆再到中亞地區，取得了一系列首創性的重大考古發現，確認了中亞地區古代月氏、康居和早期貴霜文化的特征及分布范圍，建立了《史記》《漢書》等文獻中的相關記載與考古遺存之間的聯系。這些成果，不僅得到了在中亞工作的各國考古學家的關注，也為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廣受認可的“東方視角”和“中國方案”。

用王建新的話說：“為用中國話語闡釋絲綢之路歷史提供了實證資料和科學依據。”

“中國考古一定要走出去”

“西安是古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也是我進入絲路考古的起點。”王建新頭發花白，眉毛豎起，雖已年過七旬，說起話來仍然聲如洪鐘。

1978年10月，王建新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82年7月畢業后留校任教。1994年，王建新擔任西北大學考古教研室主任，主持該校考古學科的建設工作。王建新說，西北大學的考古專業設立于1956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全國第二所設立考古學科的高校。但是經過近40年時間，當時面臨著嚴峻的學科發展困境，“學科特色和發展方向亟待明確”。

時任清華大學教授的李學勤先生專門托人帶話給王建新：“西北大學考古一定要搞絲綢之路。”在經過大量調研后，王建新提出并確立了“立足長安、面向西域，周秦漢唐、絲綢之路”的十六字學科定位和發展方向。

王建新說，從西北大學考古學科建設和發展的歷程來看，本來就有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的學術傳統。中國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的開創者黃文弼先生，曾經是西北大學歷史系和邊政系的教授。20世紀40年代，他作為西北大學的教授，多次前往絲綢之路沿線的甘肅和新疆開展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并參與調查發掘了張騫墓。

但同時，王建新也發現，中國考古學界對于絲綢之路的研究過去主要限于境內，對境外的研究很少。直到20世紀末，中國考古學界還沒有走出國門。

時間到了1999年，在成都召開的中國考古學會年會上，王建新借著閉幕式發言的機會，呼吁“中國考古學應該盡快走出國門”“開展境外考古工作不能再等”。會上，王建新明確提出，應該首先在作為東西方文明中間地帶的中亞地區開展考古工作。

王建新說，當時主要是從兩個方面考慮。第一，從中國考古學科自身的發展建設來看，中國考古學界在中國考古學之外的領域幾乎沒有發言權，這與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考古學科的地位極不相稱。第二，從文明研究來看，當時國內的文明探源研究已經開始，研究中國文明如果不了解世界上其他文明，特別是中國鄰近國家和地區文明的特征和形成、發展過程，就無法看清中國文明的特征和形成、發展過程。

在王建新看來，只有把中國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認知中華文明的特質和優勢，因此“中國考古一定要走出去”，而絲綢之路是首選。

沿著張騫的足跡尋找古代月氏

如何繼承和發揚過去的學術傳統，再次啟動絲綢之路考古研究工作呢？王建新選擇了將尋找和確認古代月氏的考古學文化遺存作為開展研究的切入點。

中國歷史文獻記載，古代月氏人在受到匈奴的打擊后，從中國境內遷徙到了中亞地區。漢武帝時，張騫受命出使西域聯合月氏人抗擊匈奴，這是絲綢之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尋找月氏”，王建新認為是絲路考古的應有之義。

“選擇月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受到國外同行的‘刺激’。”王建新坦承。原來早在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樋口隆康來西北大學作學術報告，精通日語的王建新負責接待和翻譯。報告過程中，樋口隆康向臺下的師生問道：“中國境內月氏的考古文化遺存在哪里？”現場眾人面面相覷，無人能夠回答。樋口隆康接著說：“要知道，中國才是月氏的故鄉。”

“作為中國的考古學者，需要說清楚一支故鄉在中國的游牧人群的歷史蹤跡。”王建新說，但長期以來，無論是在境內還是在境外，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學文化遺存都沒有得到確認。

王建新提出“兩步走”方針，先在中國境內開展工作，尋找和確認古代月氏人在境內生活期間留下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在境內工作的基礎上，一旦時機成熟，就可以把工作延伸到境外。

根據《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月氏在國內的歷史蹤跡位于“敦煌、祁連間”。“敦煌、祁連間”到底在哪里？王建新仔細研讀、分析歷史文獻發現，漢代文獻中的祁連山，不是今天的祁連山，應該是現在的天山。

經過相應的學術準備后，2000年，王建新率領西北大學師生組成的一支考古隊，走進茫茫戈壁。經過數年的探尋，2007年終于在新疆東天山地區發現了疑似古代月氏王庭遺址的“石人子溝（東黑溝）遺址群”。

“過去長期找不到月氏人的考古學文化遺存，是因為尋找工作的區域錯了。”王建新說，無論是歷史文獻資料、考古資料還是環境資料都表明，漢代文獻中的“敦煌、祁連間”不在傳統認為的河西走廊西部，應該是指以新疆東部的東天山為中心的地區。“石人子溝（東黑溝）遺址群”的發現，讓曾經謎一樣的草原民族月氏的身影，在2000年后再一次閃現在世人面前。這一考古成果，也被考古界稱為21世紀初新疆考古中最重大的發現之一，并入選200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進入中亞勢在必行

要繼續追蹤古代月氏，必須進入中亞地區。

王建新說，對于西遷之前的古代月氏考古學文化遺存的特征和分布地域，國際學術界此前沒有共識。因此，尋找和確認西遷中亞后月氏人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并將其與東天山地區的古代游牧文化遺存進行系統比較研究，實現兩者的互證，才能使我們的研究結論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2009年6月，王建新首次進入中亞地區，對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考古遺址進行了15天的考察，初步了解了兩國古代文化遺存的分布狀況和特征，為開展中亞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礎。

2011年春季和秋季，西北大學與國家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組隊，先后對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考察。

由于沒有專項經費的支持，在開始的幾年內，王建新團隊在中亞的工作只能是小規模的單位行為、純學術活動，無法開展全面系統的工作。

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首次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此后，王建新的工作受到各界重視，獲得了陜西省政府專項經費的資助，前期的積累很快轉化為一個個考古成果。在中亞考古期間，王建新帶著團隊跑遍了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地區，逐步探索出“大范圍系統區域調查與小規模科學精準發掘相結合”的研究范式：通過大范圍系統區域調查，逐步熟悉研究涉及區域的地形、地貌和環境，逐步了解不同時期、不同類型文化的分布特征和規律。在此基礎上，逐步了解已有研究的缺陷和空白，準確地抓住解決問題的關鍵。

利用這種范式，在烏茲別克斯坦西天山地區——國際學術界認為的“空白地帶”，王建新團隊有了重要新發現。

2015年和2016年，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帶，王建新找到了屬于康居文化遺存的“撒扎干遺址”，發掘了迄今規模最大的康居貴族墓。根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當年正是經康居抵達月氏。

以此為線索，2016年考古隊在西天山以南發現了“拉巴特遺址”。王建新說，從墓葬形制、埋葬習俗來看，拉巴特墓地與中國新疆東天山地區的“石人子溝（東黑溝）遺址群”文化遺存面貌相似，而且該遺存在時間、空間和文化特征上，與中國古代文獻所記月氏西遷巴克特里亞地區的歷史相合，可以確認是古代月氏留下的考古學文化遺存。2019年“中烏聯合考古成果展——月氏與康居的考古發現”在烏茲別克斯坦國家歷史博物館展出，引起國際學術界以及全球各大媒體的高度關注。2020年12月，“絕域蒼茫萬里行——絲綢之路（烏茲別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在故宮博物院舉辦。

從1999年開始，經過20多年的艱辛探尋，王建新帶著團隊在中亞考古研究領域取得一個又一個重要突破，使中國在絲綢之路一些重大課題的研究上有了發言權，甚至“決定權”。

【對話】

絲綢之路研究要有“東方視角”

游牧考古研究領域已處于國際領先水平

川觀新聞記者：絲路考古對于我們認識古代文明提供了哪些新角度？

王建新：中國考古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體系，是在研究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中心的農業文化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發展和完善起來的。長期以來，中國考古學界對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很不充分，研究工作不多，研究資料和成果有限，更缺少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創建。

古代游牧文化遺存研究是絲路考古的重點之一。那么我們該如何研究古代游牧文化？游牧考古研究需要什么樣的理論和方法？

比如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居無定所”這一觀點流傳已久，導致中外考古學家在研究古代游牧文化時，往往只進行墓葬的發掘研究，而忽視聚落遺址的存在。但實際上這里存在誤會和偏見。游牧人群主要生活在歐亞大陸北方草原地帶，這一地帶普遍的環境特征是緯度高，有很多地方海拔也高，冬季寒冷。對于游牧人來說，到了冬季，幾乎所有人都要定居，定居就會有定居的場所和居住的房屋，就會形成大大小小的聚落。到了夏季，雖然大多數普通牧民開始過起“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但也有少數人仍然過著定居生活。從我們對古代游牧人群考古研究所獲得的資料來看，游牧中有定居是歐亞大陸北方草原地帶游牧人群普遍的生活方式。

古代游牧人群有定居的聚落，就會留下居住遺址。于是我們在國際上首先提出了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顛覆了對游牧生活的傳統偏見，大大豐富了古代游牧文化的內涵和考古研究的內容，使我們在游牧考古研究領域處于國際領先水平。同時，我們還發現，居住遺跡、墓葬和巖畫，是古代游牧聚落遺址的三種基本文化要素。在過去的研究中，這三種要素被割裂，居住遺跡甚至被忽略，因此難以了解古代游牧文化的全貌。現在，我們必須將這三種要素作為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主要對象，進行“三位一體”的綜合研究，這樣才有可能全面系統地揭示古代游牧文化的面貌和特征，了解古代游牧人群的經濟狀況、社會組織和軍事組織狀況以及古代游牧人群與農業人群的關系等。

提供了絲路考古的中國方案

川觀新聞記者：絲路考古對于中國的絲綢之路研究有何意義？

王建新：絲綢之路是人類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絲綢之路研究是國際學術界共同關注的重要領域，絲綢之路的概念就是西方學者在19世紀提出來的。100多年來，西方學術界對絲綢之路地理、歷史和考古的研究持續不斷，積累了大量研究資料和學術成果，這一研究領域的話語權和研究的主導權也幾乎都被他們掌控。

文明交流是雙向的，絲綢之路是歐亞大陸東方和西方文明交往互動的大通道，因此，這一領域的研究不能只有西方視角，還必須有東方視角，只有將東西方視角相結合，才能建立起全面的認識，復原真實的絲綢之路歷史。

經過20多年的絲綢之路考古研究實踐，我們逐漸形成和完善了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要在絲綢之路考古研究中實現學術創新和超越，還必須抓住國際考古研究的重大課題，通過堅持不懈地努力取得進展和突破，推動我們在國際學術界獲得話語權。古代月氏人西遷是絲綢之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古代月氏人的研究，是國際上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多個學科共同關注的重大課題。20多年來，我們在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學探索方面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努力，從國內到國外，從東天山到西天山，我們積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考古資料，對國際學術界的一些流行觀點甚至寫入教科書的結論提出挑戰，取得了許多階段性的研究成果，獲得了不容忽視的話語權。目前，我們正在利用通過多學科研究獲取的信息和數據，完善我們的證據鏈條，使我們的研究結論最終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

我們也欣喜地看到，自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一些學術機構和學者走出國門，在中亞、西亞、南亞、北亞、非洲等地區開展了絲綢之路的沙漠綠洲之路、草原之路、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相關考古研究工作，取得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進展和突破，發出了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的中國聲音，提供了絲路考古的中國方案。

川觀新聞記者：和國內考古相比，在中亞地區開展的絲路考古最大的挑戰在哪里？

王建新：挑戰有很多，比如語言，中亞地區已發表的考古資料多為俄語，還有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等民族語言，對我們來說存在嚴重的語言障礙。雖然我們也通過編譯工作和年輕一代學者的培養努力克服語言障礙，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更重要的，還隨時面臨著國際同行的“挑戰”和“考驗”。

比如，2014年春季，我們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盆地南側的西天山北麓進行了考古調查。調查工作結束后的一天上午，我們遇到了國際公認的歐亞考古“三巨頭”之一的意大利學者妥金。當時他很不客氣地對我們說：“我們在這里調查了十幾年，該弄清楚的都清楚了，你們還來干什么？”當天下午，我對著烏方合作伙伴和在場的法、德、意等國的學者做了本季度工作的總結報告。當他得知中烏聯合考古隊在他調查過多年的地方又取得新的突破性發現后，他的態度立馬發生了轉變，不僅邀請我們喝酒，還積極商談合作研究。

2017年和2018年，我們發掘了在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山前地帶發現的“拉巴特遺址”，經過多方面對比研究，確認是古代月氏人留下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當時正好有一支日本的考古隊，在離我們不遠的河旁平原地帶，發掘一處早期貴霜和貴霜帝國時期的城址。他們到我們的挖掘現場看了以后，質問：“你們發掘出的陶器跟我們發掘出的陶器是一模一樣的，為什么我們是貴霜的，你們是月氏的？”

對于日本學者質疑，我們以亞洲內陸干旱地區特有的古代農牧關系方式進行回答。游牧經濟對農業經濟有天生的依賴，很多東西自己不能生產，就需要進行交換。蘇聯學者在中亞費爾干納盆地就發現類似現象，盆地周邊山前地帶生活的游牧人群的陶器，來自盆地中心的農業人群，我們在新疆地區也發現類似現象。所以“拉巴特遺址”月氏人的陶器來自貴霜人。

隨著西天山地區古代月氏人考古學文化遺存的確認，古代月氏人與貴霜人的關系成為必須探討的新的關鍵課題。

貴霜帝國是曾存在于中亞和南亞的古代盛國，學術界此前一般認為，貴霜人是古月氏人的一支——也就是說，貴霜王朝是由月氏人建立的。

通過絲路考古，我們發現貴霜人的文化遺存，與已發掘的古代月氏人的墓葬形式、文化特征、經濟形態、分布地域完全不同，貴霜人呈現出多種來源、多種宗教、多種文化等特征。經過大量研究，我們認為貴霜人是希臘巴克特里亞人后代的一部分，建立貴霜王朝的是貴霜人，不是月氏人。這是我們的新結論，也可以說是顛覆國際學術已有結論的一個新認識。

在絲路考古領域展現大國擔當

川觀新聞記者：開展絲路考古要遵循什么原則？

王建新：首先，要有尊重的態度，尊重所在國的歷史、文化遺產和人民，尊重我們的合作伙伴。比如，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考古工作過程中，我們與合作方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以及烏方參與合作研究的塔什干大學、泰爾梅茲大學的學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其次，在境外考古工作中，我們要有負責任的態度。考古工作不僅要獲取科學研究的資料和信息，還必須做好文物的保護、展示和考古成果的社會共享。我們堅持對考古發掘現場進行認真的回填保護，為了有利于考古發掘現場的保護和展示，我們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撒扎干遺址一座大型墓葬的發掘過程中，修建了保護展示大棚。

作為在境外開展工作的中國考古工作者，我們必須時刻牢記，我們的言行代表了中國考古學科和中國人的形象。我常常跟隊員說，我們不能在中亞進行只要資料不保護文物的“掠奪式考古”，我們以負責認真的態度和科學踏實的作風，贏得所在國合作伙伴和各界人士的尊重和信任，使我們的境外絲綢之路考古工作能為增進我國與各國之間的相互了解、理解和人文交流作出貢獻。

同時，在考古領域我們也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作為和擔當。在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界的費爾干納盆地，是古代絲綢之路的樞紐之地。但由于歷史原因，這一地區的三國邊界曾長期互相隔離，文化交流中斷。我們進入中亞開展絲路考古后，在已有雙邊合作開展中外聯合考古工作的基礎上，于2019年3月，把烏、塔、吉三國學者請到了西安，大家就多邊合作開展費爾干納盆地的考古工作達成共識。當年9月，又在吉爾吉斯斯坦舉行了首次中、烏、塔、吉四國聯合考察和學術交流活動。在我們的牽頭和努力下，形成了中外聯合考古工作的新形式、新局面。

所以，絲路文明交流互鑒的新篇章，正在不斷續寫。

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作貢獻

川觀新聞記者：面向未來，絲路考古應該如何向前推進？

王建新：研究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歷史，就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它的現在，增進我國與相關國家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動實現民心相通。這是絲綢之路考古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所作的重要貢獻。面向未來，我們還要不斷拓展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要依托中國古代文獻2000多年來對古絲綢之路歷史連續不斷的記載，認真做好“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聯合考古工作，真正用中國話語闡釋古絲綢之路的歷史。

第一，要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我們的絲綢之路研究要有明確的學術目標，在全面了解已有研究資料和學術成果的基礎上，錨定絲綢之路歷史及其考古研究中的重大學術課題，關注共建“一帶一路”中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通過堅持不懈的考古工作獲取第一手資料，不斷取得能夠填補研究空白、糾正偏見和謬誤的重大研究成果，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學術支撐。

第二，要加強研究隊伍建設。開展絲綢之路考古研究，需要源源不斷培養一大批有國際視野和國際工作能力、能夠掌握多國語言、能夠深入研究和了解“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歷史和現狀的專家學者。

第三，要加強交流合作。古絲綢之路是人類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不斷拓展絲路考古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需要同共建國家加強交流合作。比如，在聯合考古中堅持研究資料和研究成果共享，形成共同發展的多贏局面，夯實長遠合作的基礎；對絲綢之路各條路線的遺產構成和分布開展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以負責任的態度做好遺產保護工作，積極分享我國大遺址考古、大遺址保護工作的理念和實踐經驗，促進和協助“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做好遺產保護工作。

【記者手記】

絲路上新的“鑿空”壯舉

這次采訪是與王建新教授的第二次見面。前一次是在9年前的2015年，采訪的地點在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撒馬爾罕，當時他說，經過近6年努力，終于要有重大發現。后來，我們知道，他在這里找到了康居文化遺存。康居就是中國史籍中記載的“西域三十六國”之一。

這一次采訪地點是在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西安，他的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辦公室。2100多年前，張騫率領使團從長安出發，尋找西遷的游牧部落大月氏，經過10年的艱苦歷程，經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界地區的費爾干納盆地）、康居（今哈薩克斯坦西南部至烏茲別克斯坦中南部），到達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南部）。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錄這一史實時，用了“鑿空”二字，意為使“西北國始通于漢矣”。

如今，圍繞絲綢之路已經形成國際歷史學、考古人類學、語言學等多個學科共同關注的重大學術課題。在王建新的努力下，曾出現于中國古籍、令后人神往的西域古國和人群，又一一被“重新發現”。

從某種意義上說，王建新的絲綢之路考古也是一次“鑿空”之舉，這一次他不僅找到了古代月氏留下的考古學文化遺存，更為我們打通了絲綢之路研究的很多瓶頸。

【人物簡介】

王建新，長期從事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秦漢考古、西部考古、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現任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首席考古學家，兼任中國考古學會絲綢之路考古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秦漢考古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社科基金學科組評審專家等。先后主持國家大遺址保護專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等省部級以上項目十余項，成果曾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999年以來，致力于絲綢之路沿線考古和大遺址保護工作，經過長期艱苦努力，最終確認了《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等文化遺存，取得了中國科學家在中亞考古研究領域的重要突破。

原文鏈接：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2829912879405729783&item_id=2829912879405729783&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t=1724230307543&showmenu=false&ref_read_id=e053964e-eac1-4a45-b795-f3405d46c120_1724385321792&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