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安出發，循著張騫的足跡，走出“象牙塔”，走進茫茫戈壁，走進2000多年前的歷史風煙里。

作為第一個走進中亞國家開展考古研究的中國學者，王建新已在此深耕了14個年頭。王建新是“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隊長，長期在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開展考古工作，把學術目標與“一帶一路”倡議相結合，為世界文明交流互鑒貢獻中國智慧與方案。王建新與湖北考古界交流頻繁，他指出，在張騫出使西域前幾百年，楚國的絲綢就行銷至西伯利亞。他勉勵湖北考古人帶著學術目標參與到世界考古發掘中，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更好的發展。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年之際，王建新接受了湖北日報全媒記者遠程采訪。

早期“絲路”上，楚地絲綢行銷國外

王建新認為，絲綢之路其實是歐亞大陸東西方交流的通道，就這個意義而言，東西方文明的交融互動遠早于張騫。提及湖北與“絲路”的關系，王建新說，比張騫出使西域早幾百年，楚國的絲綢就行銷至西伯利亞。

王建新介紹，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楚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絲織技術已達到相當水平。楚墓出土了大量絲織品，其種類繁多、紋樣精美，極具韻味。“公元前5世紀的巴澤雷克古墓出土過絲綢，紋飾跟湖北楚墓出土的鳳鳥紋一樣，一看就是典型的楚國織錦。”王建新說，巴澤雷克的凍土墓，不同于湖北的飽水墓，但都有利于絲綢等有機質長久保存。在巴澤雷克還發現來自楚國的漆器和山字紋楚式銅鏡。楚式銅鏡在新疆多處也有發現，可知新疆應是這條早期“絲路”的中轉站之一。

楚國在“出口”絲綢的同時，從西方“進口”一種“蜻蜓眼”式玻璃珠（也稱料珠）。有意思的是，這種“蜻蜓眼”傳到楚地后，制作逐漸本土化。進口、自產“蜻蜓眼”在高等級楚墓中，都有發現。

著名楚學專家、湖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長劉玉堂在著述中也稱，東方的楚國與西方的文化聯系，比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的壯舉早了約4個世紀。

“文明交流一定是雙向的”

被譽為“西域行者”的王建新，早在1999年，就在中國考古學會年會上發出堅定有力的聲音：“中國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國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來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認知中華文明的特質和優勢。”

自2009年至今，王建新團隊采用“大范圍系統區域調查與小規模科學精準發掘相結合”的模式，在中亞國家的研究收獲頗多。“年年都有突破，歐美和日本的考古學家對我們都很關注。”王建新說。譬如，古代游牧民族月氏由中國西遷進入中亞，是世界歷史的重要事件，在絲綢之路東西方文明交流中不可忽視。近年來，王建新團隊開展多學科研究，基本廓清月氏人的遷徙路線、分布范圍，及大月氏與絲綢之路上的貴霜帝國之間的聯系與區別。

王建新說，不同于西方視角，他和團隊以東方視角切入絲綢之路研究，更注重交流對彼此的影響，“文明交流一定是雙向的，因此，對絲綢之路的研究不能只有西方視角，還必須要有東方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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