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黃帝陵祭祀與中國式現代化”黃帝文化學術論壇在延安市黃陵縣黃帝陵中華始祖堂舉行。陜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徐明非、黃帝陵基金會理事長白阿瑩、西北大學黨委書記王亞杰參加論壇開幕式并致辭。來自全國各地、海峽兩岸的70余名專家學者聚焦黃帝文化的人文本質與現代價值，深入剖析黃帝陵祭祀與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在關聯，以文化自信自強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文化動力。

“經過歷史發展和各民族不斷的交往、認同、融合，黃帝陵已經成為黃帝文化具象化的載體，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文化符號，成為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民族象征，也成為凝聚海內外炎黃子孫的精神紐帶。”徐明非在致辭中表示，黃帝是中華民族公認的人文始祖，領導中原各部族逐漸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開創了澤被后世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為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不斷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以“黃帝陵祭祀與中國式現代化”為主題展開學術會議恰逢其時、令人期待，這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次深入審視和綜合考量，也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性價值與意義的充分挖掘與闡揚，更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如何結合所進行的有益思考和積極探索。

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黃帝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深入了解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發展史，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動全社會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才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白阿瑩在致辭中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源于深厚的文化自信，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黃帝陵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公祭人文初祖黃帝、弘揚黃帝文化，就是對中國文化、中華文明的溯源尋根，也是增強歷史主動、堅定文化自強的有力佐證。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既影響著一個國家現代化制度的選擇與變遷，也在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實現著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王亞杰在致辭中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奠定了厚重的歷史文化根基和現實發展動力。本次會議的舉行必將進一步厘清黃帝文化的人文本質，精準把握黃帝文化的基本精神與現代價值，必將為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源源不斷的文化源泉。

黃帝是中華民族人文始祖，黃帝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怎樣把黃帝研究引向深入，是理論界和文化界共同面臨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陜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名譽主席、陜西師范大學原校長趙世超認為，黃帝研究要堅持學科規范與交叉融合相統一。只有堅持學科規范，尊重學科特點，才能將黃帝文化研究引向深入，也只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不同學科才能實現更加科學、更高層次的交叉融合。要把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運用到黃帝及黃帝文化研究上，這將有助于消除紛爭，形成一套既與現代社會相適應、又能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國家祭祀制度。趙世超表示，要重點說明黃帝以及黃帝陵為什么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就要討論黃帝崇拜及陵祭制度的形成過程，而要研究歷史上的黃帝，就應認真梳理黃帝事跡，展現距今5000年前黃帝時代的社會風貌。

當前學界關注絲綢之路研究，而絲綢之路史的考察，不能忽略絲綢生產的歷史源頭。軒轅氏帝業，有“淳化”“蟲蛾”成就作為基礎之一。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王子今認為，《史記》卷一《五帝本紀》所記載黃帝“淳化”“蟲蛾”成就，提示了早期文明進程中絲綢生產的意義。而“嫘祖為黃帝正妃”，在黃帝的事跡中，也有“嫘祖”的表現。通過對“嫘”的文字學分析，所謂“細絲曰糸”反映了蠶桑業的發明。而《禮記》關于“先蠶”紀念的禮俗，體現當時對這種產業開創功績的尊重與崇敬。因此，黃帝“淳化”“蟲蛾”成就作為帝業基礎與文明標志，有嫘祖之功的因素。后世“先蠶”“蠶神”名號，亦體現黃帝、嫘祖在絲綢史中的重要地位。歷代“后妃”“親蠶”“勸?！倍Y俗制度，體現了對嫘祖的紀念以及對嫘祖事業的繼承。

因為國家背景的設定，中國現代化不可能在傳統的“天下”體系中定位，而只能在現代的“世界”體系中理解。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任劍濤認為，“中國式現代化”自然是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的現代化。在“現代”世界中，各國處于一個現代化的激烈競爭局面中，能否實現現代化，是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存續的狀態問題。國家的現代化品質高低，是一個國家能否引領人類文明發展的決定性因素?，F代化是一個國家在自身與世界之間自我界定、自我提升、相互理解、共同發展的過程?！爸袊浆F代化”是中國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再繪國家藍圖的嘗試。它既顯示了中國對現代化的國家發展目標的再確認，也展現了中國現代化刷新人類文明的雄心壯志。但從總體上講,它還是“世界”框架之中的現代化。

中華傳統節日系就整個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經過長期累積而具有人文精神，蘊涵紀念、慶賀及其他特殊意義的日子，并發揮著重要的教化功能。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董金裕認為，傳統節日的禮俗，乃先民在所生存的環境中配合天文、地理，經長期發展而逐漸形成，具有“飲水思源，承先啟后”“健體游藝，陶冶身心”的主要效能，理應繼續受到重視和遵循。董金裕提出，可將傳統節日的禮俗因時制宜，調整運作方式，繼續發揮功能，以有助于促進社會安定和諧，推動中華民族繼續繁榮進步。

黃帝是古代詩歌中的重要主題，李白有多首涉及軒轅黃帝的詩，均寫于天寶初年奉詔入京供奉翰林時，詩的共同點是以軒轅喻指玄宗皇帝，各篇都是把黃帝作為天下君主來歌頌。新疆師范大學原副校長、中國李白學會原會長薛天緯認為，離開李白詩歌的具體寫作語境，黃帝作為史前時代的傳說人物，不同于秦漢以降的后世帝王，是任何帝王所不能比擬的。在薛天緯看來，黃帝不是政治符號，而是文化符號，是中華文明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軒轅廟前懸掛的“人文初祖”牌匾，深刻揭示了黃帝的文化意義。

漢字是以存在為本位的，西方語文是以話語為中心的，對比中西文明可窺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成。臺灣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林安梧認為，西方文明相對來說是“以話語為中心的共同體”概念,它其實是以超越的、絕對的人格神做核心的，是一神論的文明。中華文明則是“以存在為本位的共同體”概念，它是以總體的根源所創生的場域來做基礎思考的，是以天地為場域來思考的，是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作為總體的源頭，它是“本體生起論”的立場，沒有頂出一個超越的、絕對的、唯一的人格神。林安梧提出，中華民族在文化發展中形成了以“天地君親師”為核心的共同體概念，其中“天地”為自然的共同體，“親”為血緣人倫的共同體，“君”為政治社會的共同體，“師”為人文教化的共同體?！抖Y記》的“禮運大同篇”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共同體理想，是最早的世界和平主義宣言。

21世紀以來，隨著中外文化交流越來越被重視，中國學術界也從關注中原地區走向放眼世界，從“周邊國家看中國”到“異域之眼觀中華”，從“中華文明起源”到“帝國統一疆域”，從“先秦文化交往”到“漢唐絲綢之路”，其中公元3-10世紀外來族群入華、融華的“胡漢中國”成為新的前沿課題，從而也使得“炎黃文化”核心內涵延伸到更廣闊的視野，炎黃子孫的范圍有了更廣泛的新認識。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葛承雍提出，以“胡漢中國”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就是一個由多元文化構成的多民族群體，這個群體又被統一意識形態和共同生活方式凝聚在一起，盡管歷史上族群之間的矛盾不斷發生,但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不是取決于血統，而是決定于心系何方、心歸何處。葛承雍認為，“中華”的文化符號不僅有著“天下歸心”的時代延伸意義，還有著文明精神認同的硬核價值。作為一個具有自主性文明的大國, 當代中國需要制定出有競爭性的共同體全新模式，構建新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民族文化認同是一個民族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精神家園是一個民族的文化依托和歸宿，解決文化認同危機和重構民族精神家園成為我國當代文化建設中的一個突出問題。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李宗桂認為，強烈的民族文化認同是中華民族能長期堅持文化主體意識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礎。中國古代思想具有深厚的人文主義傳統，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土壤中扎根的依據?，F代社會中，人類面臨各種生存與發展的危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以在解決矛盾、化解危機方面提供借鑒和幫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包含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神內核，其對于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都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黃帝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占據至關重要的地位，后代帝王均重視黃帝，多以國禮敬祭。作為我們的共同祖先，歷史中祭祀黃帝的規模和規制卻有差異，黃帝大于炎帝，黃帝“國祭”多，炎帝“民祭”多。在《美文》執行主編穆濤看來，同為傳說中遙遠的偉岸人物，黃帝的“正史記載”多于炎帝，可觸摸的記憶多了，情感中就多了親切。同時，國家祭祀是政治紀念，黃帝時期才有了比較清晰的國家治理觀念，并在天文歷法、農桑技術、軍事應用、醫學以及國家管理層面，提供了諸多供后人學習借鑒的內容。穆濤認為，任何文明都是漸進的，不是驟變的，也都是在前輩經驗之中改造而成的。黃帝族群“戰勝”炎帝族群，而成為古代部落聯盟首領，是類于朝代更替的那種社會進步。觀照黃帝時代中的文明演進，黃帝以玉為兵的思想以及黃帝時代天文學與哲學共生的中國文化特質，對中華文化形成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本次論壇由西北大學和黃帝陵基金會共同舉辦。與會學者還圍繞“黃帝與黃帝文化”“文化傳承與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等主題開展了分論壇研討。

原文鏈接：http://www.cssn.cn/lsx/lsx_ttxw/202304/t20230406_561837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