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絲綢之路考古和研究，有助于我們深入探究文明發(fā)展的脈絡，見證東西方文明相遇相知、交流融匯的歷史。絲綢之路千年的發(fā)展歷史證明了中國的發(fā)展離不開世界，同樣，世界的發(fā)展也離不開中國。3月4—5日，由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等單位舉辦的“黃文弼與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在西安舉行。與會專家學者聚焦黃文弼先生學術理念以及絲綢之路考古等內容開展學術研討，共同推動絲綢之路學術研究向縱深發(fā)展。

立足學術前沿拓展研究思路

黃文弼是中國絲綢之路考古的先驅者和奠基者，為中國絲綢之路考古、邊疆人才培養(yǎng)作出了突出貢獻。1937—1938年，以考古學家、西北史地學家黃文弼為主任的西安整修碑林辦事處，對西安碑林進行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整修工程，西安碑林由此初具規(guī)模。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理事長宋新潮表示，我們要延續(xù)、傳承黃文弼先生以“開成石經”為核心的石碑分類研究以及殘損調查、文字?？?，深入挖掘西安碑林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

黃文弼先生的學術興趣，為何從哲學轉向藝術史，又轉向西北考古？基于學術史和思想史的視角，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葛兆光認為，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從有關邊疆考古中的“學戰(zhàn)”視角看，源于中外學術競爭中的“勝算”與“勝負”；從學術追求與抱負的視角來看，源自中國學術界為重建一個獨立連續(xù)又包容四裔的中國歷史的學術努力。

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是漢代絲綢之路史研究的歷史學與考古學完美結合的經典。對于絲綢之路史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等學術方向的研究，《羅布淖爾考古記》起到了示范作用。在西北大學史學部主任王子今看來，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對絲綢之路生態(tài)條件的充分關注與認真考察，拓展了該領域的研究思路，體現出立足前沿的創(chuàng)新意識，達到了領先學界的水準。對于羅布淖爾古水系變遷的研究，對于羅布淖爾漢簡“更沙版絕水草不能致”等信息的揭示，對于節(jié)令所透露的氣候問題的關注，都提供了全新的學術識見。

見證東西方文明交流融匯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fā)現之一，那么應該如何理解“五星”錦上的動物紋及其寓意？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沈睿文提出，關于“五星”錦上所織四種動物紋，分別對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天宮四象的組合。將“五星”錦和“討南羌”錦視作出自同一織物，導致了一些誤解?！拔逍恰卞\是通過星占用辭作織錦吉利語，配以天宮為背景是再自然不過之事。“五星”錦上所織四種動物紋分別對應東西南北四宮，共同構成四象體系，四靈同時出現作為“上南下北，左東右西”的象征。這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之語境提供了相稱的天象語境。

佛教考古是絲綢之路考古的重要內容。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冉萬里提出，咸陽洪瀆原成任東漢墓地發(fā)現的兩尊金銅佛像，是目前國內考古發(fā)掘出土時代最早的可獨立供養(yǎng)的金銅佛像，對于深化佛教及佛教造像藝術的傳入和中國化進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一是改寫了中國古代出現獨立的供養(yǎng)佛像的歷史，將這一歷史從三國至東晉十六國時期（3—5世紀初期）提前至東漢晚期即2—3世紀，提前了百余年。二是改變了以前的東漢時期佛像主要發(fā)現于長江流域這一認知。三是說明東漢時期東西方之間絲綢之路的暢通和東漢王朝的包容，而大月氏人在其中曾經起到了重要作用。四是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不僅在中原北方地區(qū)已經有了以上層社會為主的信眾，而且已經出現了獨立的、體現宗教信仰的膜拜對象——金銅佛像。五是將佛像作為隨葬品表現出東漢時期的人們是以自身的價值觀、喪葬觀等對待佛教及佛教造型藝術的。

絲綢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途。唐代的碎葉地區(qū)最早是塞人游牧之地，5世紀以來眾多從中亞河中地區(qū)遷來的粟特人居住于此，成為諸國商人聚居、商業(yè)繁榮之地。西北大學中國民族史團隊專家周偉洲通過研究發(fā)現，唐代碎葉在絲綢之路上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從唐代碎葉遺址出土的重要文物可以佐證，唐代碎葉的歷史不僅是唐代鼎盛時期絲綢之路的一個縮影，還是中西文明交往的典型例證。經貿合作，互惠互利，是文明互鑒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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