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陜西省委辦公廳發出《關于開展向“三秦楷模”路生梅張雷威同志和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學習的決定》，在全省開展向“三秦楷模”學習活動。西部網、陜西頭條從3月2日起推出系列報道，展現“三秦楷模”為民服務孺子牛、創新發展拓荒牛、艱苦奮斗老黃牛的精神。

中國西安到中亞的廣袤大地上，他們取得了一系列首創性的重大考古發現，最終確認了《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遺存，為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廣為認可的“中國方案”，詮釋了新時代高校知識分子的使命和擔當。2021年2月，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當選陜西省第七批“三秦楷模”。

20余年來，這支由8名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骨干教師、12名學生組成，王建新教授領銜的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用不懼艱辛的穩健腳步丈量著絲綢之路，用孜孜以求的科學精神尋找歷史印記，用尊重包容的品格架起絲路文明對話的橋梁。

開展境外考古，發出“中國好聲音”

回憶往昔，今年68歲的王建新對30年前一場學術報告記憶猶新。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樋口隆康來西北大學作關于阿富汗考古的學術報告，作為考古工作者、同時又精通日語的王建新擔任翻譯。報告過程中，樋口隆康問到：“中國境內月氏的考古文化遺存在哪里？”滿座啞然。樋口隆康接著說：“要知道，中國才是月氏的故鄉。”

月氏是曾經活躍在我國西北地區的游牧民族，在西漢時被匈奴擊敗西遷中亞。公元前138年，張騫為聯合大月氏夾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標志著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全線貫通。作為中國的考古學者，卻說不清楚一支故鄉在中國的游牧民族的歷史蹤跡；絲綢之路的開創者是中國人，但其考古研究卻被歐美及俄羅斯、日本學術界所把持和主導……這深深刺痛了王建新。

痛心之余，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在絲綢之路考古方面有所建樹！”1995年，在西北大學太白校區一間不足20平米的辦公室里，王建新和同事們一同畫下了西北大學考古學科宏偉的學術藍圖：“立足長安，面向西域；周秦漢唐，絲綢之路”。

做足了充分的學術準備，1999年，一支由西大考古專業專家教授和學生組成的考古隊，走出了“象牙塔”，走進了茫茫戈壁，走進了2000多年前的歷史風煙里。

“走馬觀花，下馬觀花，精準發掘”，十年間，考古隊數百次地往返于陜西、甘肅、新疆。王建新等人在實踐中提出了“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論，打破了學術界長久以來“游牧民族居無定所”的論斷。2007年，團隊在東天山地區發現了疑似是大月氏的王庭遺址的“東黑溝遺址群”，該成果入選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這個重大發現到底是不是大月氏遺址？要想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就必須走進中亞，沿著其西遷路線“走出去”，找到西遷中亞的大月氏遺存，做到兩相印證。

在1999年的中國考古學會年會上，王建新積極向同行們闡述中國考古走出國門的重要性。他堅定有力地提出：“中國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國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來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認知中華文明的特質和優勢。開展境外考古，掌握世界文明的一手資料，不再吃‘學術剩飯’，才能發出‘中國好聲音’！”

“走出去”，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面對陌生的國度，他既茫然又擔心——在那里考古研究，能不能得到國外同行的支持與配合？能不能得到政策支持和條件保障？在中亞開展考古研究有沒有外交政策支持？

“既然中國考古一定要走出去，那就由我開始。”王建新說。2009年，王建新成為了首個進入中亞開展考古研究的中國學者。

學術研究決不能“吃剩飯”

從東天山出發，追蹤月氏西遷路線，到達了烏茲別克斯坦。在境外考古工作中，考古隊逐步探索出了“大范圍系統區域調查與小規模科學精準發掘相結合”的研究模式。2015年，考古隊先在撒馬爾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帶找到了屬于康居文化遺存的撒扎干遺址，這個發現令人振奮不已，因為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當年正是經康居抵達月氏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2016年，考古隊在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小城拜松發現了拉巴特墓地，經過對時空范圍、文化特征等方面的系統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界一致認可，拉巴特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尋找已久的西遷中亞的大月氏。考古隊用中國話語為闡釋絲綢之路真實歷史提供了實證資料和科學依據。

“走出去”12年，中亞考古取得了階段性成果。2019年“中烏聯合考古成果展——月氏與康居的考古發現”在烏茲別克斯坦國家歷史博物館展出，引起當地公眾、國際學術界以及全球各大媒體的高度關注。2020年12月，由西北大學與故宮博物院聯合主辦的“絕域蒼茫萬里行——絲綢之路（烏茲別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在故宮博物院舉辦。

這是中國科學家在中亞考古研究領域的重要突破。這些成果為用中國話語闡釋絲綢之路歷史提供了實證資料和科學依據，對國際學術界的一些流行觀點甚至寫入教科書的結論提出挑戰，從而獲得了不容忽視的學術話語權。《人民日報》以“現代張騫”來形容和評價西北大學考古隊員。

在國際學術屆的競爭中，王建新深刻體會到，尊嚴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贏得的，中國學者的文化自信和學術自強是永遠不敗的根基。中亞考古隊員們深刻地認識到，學術研究決不能“吃剩飯”，只有自己的努力和拼搏，才能贏得尊重，才能贏得話語權。

塞外好風光 卻不是想象中的“詩和遠方”

都說塞外好風光，野外考古，卻不是想象中的“詩和遠方”。

西域夏季干旱，是開展考古發掘的黃金時段。在大漠、在戈壁，考古隊員們忍受太陽暴曬、蚊蟲叮咬，開探方、看剖面、清理文物。一天下來，汗漬和浮土常常看不出衣服本來的顏色。而生活用水的稀缺，又讓洗澡成為一件奢侈的事，一周洗一次澡，在考古隊稀松平常，無論是教授還是00后的大學生。

他們住過廢棄的工廠、牧民的羊圈，甚至在深山戈壁就地宿營。吃不到熱飯，隊員們自己發明了“考古套餐”——標配是一個馕餅、一根香腸，一個西紅柿、一根黃瓜。

在烏茲別克斯坦西天山地區，國際學術界認為的“空白地帶”，考古隊新發現了數百處古代文化遺跡，發掘了迄今規模最大的康居貴族墓，建立了烏茲別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考古現場保護大棚，發現了找尋已久的極有可能是大月氏的文化遺存——拉巴特墓地。

“這里有踏踏實實做事情的精神，每天都在努力，每天都有一點點進步。”考古隊梁云教授說，“我們常說不僅要仰望星空，還要扎進探方。在考古隊里，大家都心無旁騖，專注自己的研究，盡力把工作做深做細。”

談及20年的艱苦歷程，年近七旬、頭發花白的王建新依然滿懷激情地說：“考古連著過去，也為現在和未來服務，想要知道我們的文明會走向何方，就必須找到我們的根”。

學術研究與國家戰略深度契合 學問有了“用武之地”

2013年9月，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提出，中亞考古隊倍受鼓舞，決心要緊跟黨和國家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時代步伐，在考古第一線為國家貢獻力量。當年12月，在陜西省政府的支持下，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簽署了合作協議，雙方組成中烏聯合考古隊。

學術研究與國家戰略深度契合，并能為“一帶一路”建設服務，中亞考古隊員們對自己的工作更加充滿信心，覺得自己的學問有了“用武之地”。

自從10年前走進烏茲別克斯坦，中亞考古隊就尊重當地國情民情，創立和推行了人才培養、遺址保護、考古發掘三結合的工作模式。在發掘過程中，考古隊毫無保留地向烏方人員傳授知識和技術，為該國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才。多年來，考古隊培養了碩博士研究生98人，其中不乏來自中亞的博士、碩士學生。

烏茲別克斯坦留學生蘇河是王建新指導的第一個外籍博士。2018年，他代表陜西高校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學在中國”來華留學博士生論壇上發言，蘇河說，“中國的老師，不僅毫無保留地教導我，還為我國的遺址保護、文物保護做了很多開創性的工作。從老師那里，我學到了大愛無私。未來，我也將會成為中烏文化交流的使者。”

中國考古隊員的專業素養和學術品格，吸引了外國科研人員和大學生的熱情合作。來自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塔什干大學、費爾干大學、鐵爾梅茲大學的百余名師生加入團隊，更有在絲路沿線開展了數十年的西方國家考古學者尋求合作。中國在絲綢之路考古上具備了世界一流的研究實力。

在中亞考古隊的推動下，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簽署了關于“西天山西端區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的合作協議，與烏方共建“絲綢之路人類與環境國際聯合實驗室”。聯合考古隊互通有無、互學互鑒，廣泛開展人文交流合作，共同尋求絲路考古的新突破。

研究有底氣，對待他國的文物保護也有底線。從進入中亞開始發掘的第一天起，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就秉持著負責任的態度——所有發掘的探方在考古工作結束后，一定要全部回填保護。在撒扎干發掘工地，考古隊還建立了保護板房，并安裝了中國自主研發的環境檢測和安防監控系統。各國考古隊在中亞考古多年，只有中國考古隊會做回填這件花錢又費力的事。“我們不能在中亞進行掠奪式考古，只要資料，不保護文物。”王建新說。

在中亞建立和推行的“考古發掘+遺址保護+人才培養”三結合模式，得到了普遍稱贊。

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當地政府和民眾也越來越多地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善意，大家會用“你好”和微笑表達他們的友好，政府官員也會對這群來自中國的考古專家豎起大拇指，感謝他們為本國文物保護作出的貢獻。

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是文化的使者，在學術交流和與當地人民交往中，播撒著友誼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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