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7月劉寶才老師離開我們，已經有百余天了。這段時間里，我對他的思念卻與日俱增。他的點點滴滴已經成為我和我的家人常常談起的話題。談著談著，大家就不禁眼中噙滿淚水，陷入對他深深的懷念之中。

我到西北大學上研究生時，劉老師給我們帶兩門課，一門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導讀，一門是《中國思想通史》導讀。課時并不多，但劉老師嫻熟地將二者統一起來，給我們講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誕生及其重要哲學意義，講侯外廬先生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原理運用到中國史研究，如何發現中國古代社會不同于西方的特殊路徑，使我們對侯外廬學派的宏闊理論視野和獨立自得的理論品質有了深切體會，并為自己能成為這個學派的學生而深感自豪。

劉老師講，在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剖析中國社會歷史諸先生中，侯老與他人不同，原因在于他運用唯物史觀，既尊重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又力求融會貫通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他自己也沿著侯老的路徑，力圖對先秦社會史與思想史做出更為豐滿的解釋。他使我們時刻感受到侯外廬學派熠熠生輝。今天我們還能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保持對各種潮流的辨別力與定力，與劉老師的教誨是分不開的。

把思想置于社會歷史背景中，對思想做出恰切的評價，這并非易事。馬克思主義史學先驅者們也走過一些彎路。對此，劉老師認真思考并努力探索改正途徑。在他看來，思想離不開歷史，但不是歷史的附屬品，思想是歷史發展的重要動力。思想不可能沒有政治屬性，但政治屬性與社會階級的聯系不是簡單的。他曾對我說，應更加關注思想與制度的聯系。

在這方面，至今我還記得他對“天下為公”所做的闡述。不同時期都有思想家提出“天下為公”，但涵義卻不一樣。先秦時期，它針對的是分封制，倡導的是郡縣制，因為郡縣制下，人們施展才華的機會比分封制廣泛得多。中古時期，它針對的是察舉制，提倡的是科舉制，因為科舉制比察舉制公平得多。

除了學術，在生活中只要是和劉老師學習或工作過的同仁，都會感受到他的關懷。和劉老師在一起，會發現他對你的一切都是真誠的，他是老師，又是親人。

直到今天，我依然記著他對我的告誡，保持平常心，傾聽自己內心最真實的聲音，努力不讓自己被浮躁與浮華所迷惑，踏踏實實地生活和工作。

今年5月26日，師母打電話給我，說劉老師病了，想見一下面。28日我即趕到北京中關村醫院。劉老師對我說，他知道自己病情嚴重，精神不是太好，但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兩個女兒和侄兒都有出息，生活和諧。在先秦史研究方面，他有一幫志同道合的好老師、好朋友。在西北大學，特別是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師生群體對他都很有感情。

他又提到親人曾打聽到一種實驗療法，他也愿意冒險，但是要求必須75歲以下，而他已經82歲了。我聽后悲從心起，安慰他疾病不可怕，可以與它和平共處。只要提高免疫力，提高精氣神，就不會有問題。在與劉老師話別后，師母跟我說，他想安葬在西北大學南面的終南山神禾塬上，女兒劉宛已經在找地方了。

7月18日，我向劉宛詢問劉老師的近況，她說體征還算平穩。不料次日早上便收到通知，劉老師已經病逝，走時平靜安詳。我瞬間就感受到劉老師離去，給他相親相愛的親友所帶來的巨大缺失。這種缺失只有靠我們按照他留下的精神財富踏實工作、認真生活，去逐漸加以彌補。他若看到他的生命之火在他的親友身上得到延續，一定會更加欣慰。而我們也將因為不時感覺到他依然與我們在一起而重新振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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