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意義
王子今
摘要:蜀道在中國古代交通格局中有重要的地位。蜀道的開通對于克服秦嶺、巴山阻障,實現南北早期文明的溝通,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世界文明生成的初期,蜀道成為交通開發史中的特例。上古時期關中與巴蜀這兩個“天府”由蜀道連通,也為統一的秦帝國的誕生準備了條件。而秦帝國出現于世界東方,改變了全球史的格局。蜀道成為戰國、秦及西漢“大關中”出現的基礎,而“大關中”即所謂“山西”“關西”,曾經是世界東方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蜀道聯系秦漢行政中樞咸陽-長安與西南地方,繼續延伸,則有“西夷西”國際道路的開拓,形成“西南絲綢之路”以及通過“枸醬”之路與南海絲路起點番禺、徐聞、合浦的連通。而漢簡所見敦煌“之蜀”道路,也可以理解為西北絲綢之路的支線。由此也實現了絲綢之路河西路段與蜀道交通系統的曲折關聯。蜀道研究因而也應當被作為對世界文明進程顯示出重要意義的絲綢之路史考察的主題之一。
“蜀道”是歷史文化內涵十分豐厚的詞語。古來“蜀道”之稱的通行,與流傳廣泛的以“蜀道難”為主題的詩文作品相關。所謂“蜀道”,有狹義、廣義之不同,亦有言三峽交通線路者。《藝文類聚》卷四二引梁簡文帝《蜀道難曲》:“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聲下復高,猿啼斷還續。”[1]758《樂府詩集》卷四○梁簡文帝《蜀道難二首》其一:“建平督郵道,魚復永安宮。若奏巴渝曲,時當君思中。”[2]590因南朝行政中心在長江下游,南朝人所謂“蜀道”自然主要指“巫山”“巴水”通路。有人認為,“蜀道”也可以作為所有聯系蜀地交通道路的泛稱。《藝文類聚》卷四二引梁劉孝威《蜀道難篇》:“玉壘高無極,銅梁不可攀。雙流迸巇道,九坂澀陽關。鄧侯束馬去,王生斂轡還。嵎山金碧有光輝,遷亭車馬正輕肥。彌思王褒擁節去,復憶相如乘傳歸。君平子云寂不嗣,江漢英靈已信稀。”[1]758《樂府詩集》卷四○陳陰鏗《蜀道難》:“王尊奉漢朝,靈關不憚遙。高岷長有雪,陰棧屢經燒。輪摧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2]591但是唐人詩句已多以“蜀道”指稱經歷秦嶺巴山的“入蜀路”。《樂府詩集》卷四○唐張文琮《蜀道難》:“梁山鎮地險,積石阻云端。深谷下寥廓,層巖上郁盤,飛梁駕絕嶺,棧道接危巒。攬轡獨長息,方知斯路難。”[2]591又盧照鄰《大劍送別劉右史》:“金碧禺山遠,關梁蜀道難。相逢屬晚歲,相送動征鞍。地咽綿川冷,云凝劍閣寒。倘遇忠孝所,為道憶長安。”[3]自李白名作《蜀道難》問世后,人們通常理解的“蜀道”,就主要指川陜道路了。李白因《蜀道難》一時“稱譽光赫”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與長安上層社會高官逸士對“自蜀至京”②“自蜀至京師”③“自蜀至長安”④道路艱險的熟悉有關。李白《蜀道難》說“天梯石棧相鉤連”,又以“秦塞”“劍閣”“青泥”等空間定位⑤,明確了所言“蜀道”的位置和走向。
我們這里討論的“蜀道”,指川陜之間克服秦嶺、巴山交通阻障的道路。蜀道由于在中國古代交通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受到學界重視。深化蜀道研究,有必要開闊學術視界,考察蜀道對于世界文明進程的作用,探索和說明蜀道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意義。而與絲綢之路史相關的若干問題,也可以因此得以說明。
蜀道:世界文明與世界交通史中的特例
蜀道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的發育中有特殊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和世界交通史中表現出鮮明的個性。
正如樊志民所指出的,與其他世界古代文明體系的主要河流大多為南北流向不同,中國的母親河黃河與長江為東西流向。作為農史大家,樊志民在《黃河與中華農業文明》一文中說道:“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中華原生文明沒有中斷,而其他文明中斷了,可以找出許多原因。中國的河流走向是東西向的……而其他三個文明古國的河流走向大致都是南北向。”“從世界范圍上看,黃河、長江流域是世界上最大的農區,這兩個農區放在一起就有相互依存、相互照應的作用,抵御災異、耐受沖擊的能力強。”[4]后來,樊志民在中央電視臺《開講啦》節目中再次發表同樣的論說,指出:“東西走向河流的農業區,耐受沖擊的能力也極高,凡是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基本都在當時完成了它的農業化進程,最后成了漢族共同體里的一員。這樣,讓中華文明得到不斷延續和發展。”⑥所謂“農業”“農業化”當然是說經濟史進程。而所謂“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則既是民族史進程,也是交通史進程。
如果不是主要從農業史或經濟史的視角,而是從交通史的視角觀察,可以看到,黃河流域文化區與長江流域文化區這兩個“相互依存、相互照應”的“世界上最大的農區”之間,在西段存在著橫亙千里的秦嶺這一地理界隔,形成了明顯的交通阻障。黃河流域文化區與長江流域文化區兩大文化重心地帶之間因高大山脈秦嶺阻斷南北,形成世界早期文明發展進程中僅有的地理現象。
而自遠古以來先民開拓的秦嶺道路成為上古時代交通建設的偉大成就,這是超越其他世界文明古國的歷史貢獻。征服秦嶺,實現南北貫通的早期蜀道,是中國文明的特殊成就。早期蜀道建設,是世界文明史中特點獨異的成功的人文事業。
秦嶺南北的舊石器時代遺存可能已經有交往的跡象⑦。考古學者指出,“我國的舊石器時代文化”“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5]。秦嶺南北舊石器時代文化的“共同特征”,應當是通過交通條件實現的。新石器時代秦嶺南北的重要遺址已經表現出共同的文化面貌。“大地灣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肅的隴東地區和陜西的關中地區,以渭河下游地區較為密集,另外,陜南的漢水上游部分地區也有分布。”[6]114大地灣文化在“渭河下游地區”和“漢水上游部分地區”的共同分布,說明當時的交通能力已經能夠跨越秦嶺山地。仰韶文化主要遺址在渭河流域和漢江流域亦同時存在。有學者指出,仰韶文化的“中心分布區是在關中—陜南—晉南—豫西”[6]208。“關中—陜南”說明秦嶺古道的通行條件已經初步具備。漢江流域的仰韶文化遺址已有頗多發現,其與渭河流域仰韶文化遺址的聯系,以及陜西鳳縣梁鹿坪遺址的分布,均提示我們后來稱“陳倉道”“故道”的交通線路可能較早開通⑧。商代時所謂“商式銅器”主要出土地點的分布跨越秦嶺,“商文化遺址分布區”包括漢江流域。有學者指出,考察三星堆文化,可以發現“不乏類似于中原商文化的器物,如銅器中的尊、罍、盤、瓿、器蓋以及青銅兵器中的戈、鉞等”,“這些類似于中原商文化的成分,只能理解為是商文化向外輻射的結果”[7]。漢中地區“夏商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與成都平原以廣漢三星堆、成都十二橋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8]。諸多現象說明殷商時期蜀道已經實現早期開通。周原西周甲骨可見“伐蜀”文字⑨。王國維《散氏盤跋》指出:“‘散氏’者即《水經·渭水注》‘大散關’‘大散嶺’之‘散’,又銘中‘瀗水’即《渭水注》中之‘捍水’,‘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所謂“大散關”“周道谷”“故道水”,都保留了關于“蜀道”的歷史記憶。王國維研究散氏盤,注意到克鼎銘文“其中地名頗與此盤相涉”,推知“此盤出土之地,距克鼎出土之地必不遠”,“華陽王君文燾言,頃聞之陜人言,克鼎出處在寶雞縣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為克之故虛,則散氏故虛必距此不遠”[9]。
兩個“天府”的成就和連接以及東方帝國“秦”的出現
由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圖可知,秦人對于交通的重視由來已久12。學界對放馬灘秦木板地圖交通道路的走向有不同意見。有學者認為圖示道路所表現的是“通往南方的路線”,或說“這條交通線乃是從天水經西漢水至武都的交通線”13。這樣的意見如果成立,則這一交通線路其實是可以歸入“蜀道”交通體系之中的。秦人的擴張呈向東發展的基本趨勢,但是不能排除其曾經進行多方向尋求發展空間,選擇進取路徑的試探的可能。沿著這一思路,我們應當關注秦人在“南山”“武都”的表現。 《史記》卷五《秦本紀》記載:“(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裴骃《集解》引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后見于豐水之中。”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后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13]180-181對于這一“大梓牛神”的傳說發生地和祠祀紀念地,有“武都故道”和“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雍南山”等不同的說法。“武都故道”明確可知是蜀道的一條線路。所謂“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雍南山”,以及“入豐水中”“出豐水中”等,應當也可以和蜀道聯系起來考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傳說中“牛”“青牛”以及“大特”“怒特”等情節,都使人聯想到后來蜀道“金牛”傳說。
秦與蜀的交通往來,有久遠的歷史記錄。《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載,“蜀”“北與秦分”,“與秦同分”[14]113。“杜宇稱帝”時“以褒斜為前門”[14]118。蜀人傳說時代的先王“盧帝”當政時,曾經“攻秦,至雍”[14]122。《史記》卷五《秦本紀》:“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13]199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伐蜀,取南鄭”[13]200。惠文君元年(公元前337年),“蜀人來朝”[13]205。
據《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記載,世人其實很早就已經注意到“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13]2261。我們以為尤其應當關注的是秦惠文王進行決策時“欲發兵以伐蜀”,又有“道險狹難至”的考慮[13]2291。蜀道艱苦的通行條件,影響著秦國君王的戰略設定。
秦惠文王時代出軍南下占有巴蜀,成為后來“唯秦雄天下”[13]2459,“秦地半天下”[13]2289,“秦地遍天下”[13]2528,最終實現“秦并天下”[13]1366,“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13]2540的重要條件。如李斯所說,秦惠文王“西并巴、蜀”,而后“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終得“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13]2542。秦統一改變了世界東方的政治文化格局。這一體現了顯著世界史意義的歷史進程,是以蜀道開通為基本條件的。
《華陽國志》卷三《蜀志》開篇就說:“蜀之為國”“地稱天府”。任乃強注:“‘天府’,謂天帝之府庫,無所不有。最初見于《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史記》采之入《蘇秦傳》,然其說出于秦并巴、蜀之前,故或疑是后人偽造。所言‘沃野千里’,亦是指渭水平原,非謂蜀地。其以天府專用于蜀地者,始于諸葛亮《隆中對》,所謂‘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是也。”17《水經注》卷三三《江水》引《益州記》寫道:“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17]就正史資料而言,自漢末起,已經能夠看到巴蜀亦稱“天府”的實例。如《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18]912又《三國志》卷三七《蜀書·法正傳》:“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18]957《南齊書》卷一五《州郡志下》“益州”條:“蜀侯惲壯以來,四為偏據,故諸葛亮云‘益州險塞,沃野天府’。”[19]雖然諸葛亮、法正“益州”“天府”之說見諸史籍較晚,但是其形勢自“蜀侯惲壯以來”已經逐步形成,其事當在秦武王時代。史記》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傳》:“惠王卒,武王立。……蜀侯輝、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司馬貞《索隱》:“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13]2311
對蜀地的成功兼并,成就了秦雄視“天下”的條件。秦昭襄王時代已經有“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13]2423的說法。蜀道對于“天下”的歷史文化作用得以昭明。當時秦對東方六國的絕對優勢已經形成,司馬遷因有“昭襄業帝”之說[13]3302。
蜀道使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這兩處公認最早的“天府”相互連接,于是形成了“秦并天下”[13]1366、實現一統、位于世界東方的秦帝國終于成立的條件。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指出,秦的統一“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轉折點”,此后,漢代創造了輝煌的文明,其影響“范圍絕不限于亞洲東部,我們只有從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價它的意義和價值”[20]294。秦的歷史文化影響非常深刻,以至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西域乃至更遠的地方,人們習稱中原人為“秦人”18。考察秦統一的世界史影響,也應當重視蜀道的意義。
“大關中”與“山西”“關西”:世界東方的文化重心
秦蜀文化的密切溝通,在秦強勢行政力量的作用下,形成了新的政治地理、經濟地理和文化地理格局。蜀道交通地理的作用不宜忽視。
徐中舒曾經指出:“從地理和民族的分布來看,古代四川和中原的聯系,肯定是存在的。至于《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的兒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后來《華陽國志》和《十三州志》,以為這就是蜀的先代。嚴格說,這些傳說并出西漢以后,除牽合若水蜀山地名人名一二字外,并無其他史跡可據,其可信的條件并不具備,這里姑置不論。解放以后,在四川基本建設及農業的開發中,地下遺物出土漸多,且有出土記錄可據,對于古代四川的歷史,提供了許多堅強可信的資料,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出它與中原地區的聯系。”[21]對于這種文化聯系和文化交往的交通史探索,也具有了初步的條件。而至于戰國秦得以擴張的時代,秦“南取漢中,西舉巴蜀”[13]1962,“秦地已并巴、蜀、漢中”[13]223,“天下”出現新的政治軍事格局,溝通“秦地”南北的蜀道的暢通得以保障。
蜀道促成了秦漢“大關中”形勢的出現。
蜀人對秦文化的逐步認同,形成了蜀地原有文化傳統漸次與秦文化相接近的歷史趨勢。甚至“巴、蜀亦關中地也”[13]316,也成為秦漢時期民間能夠普遍接受的觀念。司馬遷在《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中說到“關中”,特別強調其與“巴蜀”的關聯:“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巴蜀”的資源引蜀道的連通,可以滿足“雍”“咸陽”“長安”的消費需求。司馬遷說:“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3]3262由“于天下三分之一”“人眾”“什三”以及“其富,什居其六”分析,這里所謂的“關中”,應當是包括“巴蜀”的。班固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說到“秦地”,也有兼及“巴、蜀”的內容,如“秦地于《禹貢》時跨雍、梁二州”[22]1642。所謂“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22]1646,則全用司馬遷之說。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津關令》在有關漢初關禁制度的內容中,舉列扜關、鄖關、武關、函谷關、臨晉關五關19。五關位置大略形成一條南北軸線。通過對五關位置的考察,可以認識當時區域地理學“大關中”概念的涵義以及區分“關中”“關外”的界線20。“大關中”地理格局的形成,是以蜀道暢通為條件的。司馬遷劃分天下為四個基本經濟區,其中最重要的地區是“山西”“山東”。當時的“大關中”即司馬遷所劃分的四個基本經濟區之一的所謂“山西”地方[13]3253,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當時人也以“關西”“關東”稱“山西”“山東”。“山西”或稱“關西”,曾經是西漢王朝的重心地區。這一情形直到王莽“分州正域”[22]4128,規劃“東都”21,方才改變。全國經濟重心向東南方向的轉移與“西都”向“東都”的歷史性轉變是一致的。王莽經營“東都”,劉秀定都洛陽,是這一歷史變化的標志。
蜀道與絲綢之路交通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劃分東周時代的天下為七個文化圈[20]10-11,位列西側,即“山西”或稱“關西”方位的是“秦文化圈”和“巴蜀滇文化圈”,蜀道將其南北溝通。
《太平寰宇記》卷七二《劍南西道一·益州》引揚雄《蜀王本紀》曾經說到張若營建成都城,“始造府縣寺舍,令與長安同制”[23]。《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載:“與咸陽同制。”[14]128蜀地的文化中心成都的城市規劃“與咸陽同制”的事實,可以說明蜀地文化創造在某種程度上努力仿擬秦文化的傾向。盡管導致這種傾向形成的最初因素,可能有秦人統治者實施軍事強制的成分,但是作為社會文化現象來考察,應當對這種傾向的形成與蜀人終于認同秦文化的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予以更充分的重視22。
前引《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言包括“巴蜀”的“關中”經濟地位的分析,對于“巴蜀”更遠地方的經濟聯系與“蜀道”的交通作用,也曾經予以重要提示:“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13]3262
《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所謂“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資治通鑒》卷一九“漢武帝元狩元年”系于此年即公元前122年32。司馬遷曾經有奉使前往巴蜀以南甚至抵達“邛、笮、昆明”等地方的親身經歷33。有關西南夷的記述,應當大體切實可信34。西漢犍為郡治在今四川宜賓。對于以“蜀犍為”為始發點的所謂“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這種多方向的進取性的道路開發,是中國古代交通史中罕見的記錄。所謂“出駹,出冄”,張守節《正義》:“茂州、向州等,冄、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13]3137唐代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賓35。茂州治所在今四川茂縣。向州治所在今四川茂縣西北或黑水、紅原縣境36。所謂“出徙”,裴骃《集解》:“徐廣曰:‘屬漢嘉。’”司馬貞《索隱》:“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也。’”張守節《正義》:“徙在嘉州。”[13]3167所謂“蜀郡有徙縣”,據《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和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標示,“徙”在今四川天全東南37。承漢武帝指示,張騫策劃的所謂“四道并出”,可以看作“蜀道”指向絲綢之路交通戰略的一種延伸。
這是漢代交通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漢武帝時代開啟域外文化聯系的這一交通探求,后來形成所謂“西南絲綢之路”。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漢武帝的目的“是為征討南越尋找便捷通道,以及尋找通往大夏的交通線,而不是為了開發西南夷地區的經濟資源”[24]。東漢時期,海西“幻人”由滇緬古道到達成都平原,再由蜀道北上,到達洛陽,進行了成功的宮廷表演38。
這是漢代交通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漢武帝時代開啟域外文化聯系的這一交通探求,后來形成所謂“西南絲綢之路”。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漢武帝的目的“是為征討南越尋找便捷通道,以及尋找通往大夏的交通線,而不是為了開發西南夷地區的經濟資源”[24]。東漢時期,海西“幻人”由滇緬古道到達成都平原,再由蜀道北上,到達洛陽,進行了成功的宮廷表演38。
另一條蜀道延伸的國際道路,即通過“枸醬”之路與南海絲路起點珠江下游地方的連通。《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寫道:“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唐蒙于是上書建議,南越勢力強盛,以往“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可從蜀地順水而下圖之,“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得到漢武帝贊同。“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余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余縣,屬蜀。”[13]2994于是擴展了蜀地,打通了自蜀“番禺城下”的道路。而“番禺”為南海“一都會”,“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與“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共同成為南海絲綢之路的起點[22]1670-1671。《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太史公曰”:“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13]2998《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贊曰”:“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22]3928都強調了蜀道交通結構擴展與絲綢之路相連通的國際意義。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是將“蜀道”與“枸醬”故事直接聯系的信息。“獨蜀出枸醬”,說“枸醬”是蜀地獨有特產。裴骃《集解》引徐廣曰:“枸,一作‘蒟’。”又寫道:“骃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谷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司馬貞《索隱》解釋“蒟”:“劉德云‘蒟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又云:‘蒟緣樹而生,非木也。今蜀土家出蒟,實似桑椹,味辛似姜,不酢。’”[13]2994有人說,“枸醬:即蒟醬,一種用胡椒科植物做的醬,味辛而香”[25]。左思《蜀都賦》:“都人士女,袨服靚妝。賈貿墆鬻,舛錯縱橫。異物詭譎,奇于八方。布有橦華,面有桄榔。邛杖傳節于大夏之邑,蒟醬流味于番禺之鄉。”劉良注:“‘邛竹’‘蒟醬’,言二物皆生于蜀,而流及遠方也。”[26]后世詩文更可見“竹杖詭奇,蒟醬甘好”[27],“大宛名馬,蒟醬蟾酥”[28]1058,“蒟醬竹杖,天馬蒲萄”[28]1990,“已見蒲梢入大宛,更聞蒟醬開邛笮”[29],“跪奉雕盤爭獻果,葡萄蒟醬比難齊”[30],都將“蒟醬”與“竹杖”“葡萄”“大宛名馬”等并說,看作可以說明絲綢之路史的特殊物產。
漢簡所見敦煌“之蜀”道路,也可以理解為西北絲綢之路的支線。敦煌馬圈灣簡文“官屬數十人持校尉印紱三十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勞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孫不知將”[31],提示我們有大隊的“驢”由“驅驢士”役使,直接以“之蜀”為交通運輸的目標。此外,通過對“鮮水”地名的民族地理和交通地理分析,也可以增進對青海草原地區南北交通線路歷史作用的認知39。將敦煌出發的“驅驢士”“之蜀”運輸隊伍經行的路線看作漢代絲路交通的又一聯系蜀道的路徑,應當是合理的判斷40。河西漢簡所見“蜀校士”身份,也可以說明蜀地與河西的交通條件41。而“廣漢八稯布”在河西市場的流通42,也反映了蜀地織品進入絲綢之路重要路段河西地方消費的情形。
通過多種歷史文化跡象的分析,蜀道研究應當可以看作對世界文明進程顯示出重要意義的絲綢之路史考察的主題之一。
注釋
1.周祖謨主編:《舊唐書文苑傳箋證》,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50頁。
2.計有功:《唐詩紀事》,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70頁。
3.呂華明、程安庸、劉金平:《李太白年譜補正》,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64頁。
4.辛文房撰、周紹良箋證:《唐才子傳箋證》,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27頁。
5.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62、163、164頁。“秦塞”的“秦”,可能主要是空間概念。“秦塞”應當理解為蜀地連通秦地的道路所經過的關塞,也可以理解為秦嶺關塞。參見王子今:《古代蜀道的“關”》,《四川文物》2012年第3期。戰國秦漢時期大致完備的秦嶺南北道路上可以理解為“秦塞”者,有武關道的武關和峣關,子午道的子午關,灙駱道的駱谷關,褒斜道的斜谷關,故道的大散關等。
6.《開講啦》,央視網,2018年11月10日。
7 8.《陜西省舊石器時代遺存圖》,載張在明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分冊》,西安地圖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9頁,第52—53頁。
9.⑨張長壽、殷瑋璋主編:《中國考古學·兩周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頁。
10.楊升南:《說“周行”“周道”——西周時期的交通初探》,載《西周史研究》(《人文雜志叢刊》第2輯),人文雜志編輯部1984年版。
11.毛亨《傳》:“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950頁。
12.王子今、李斯:《放馬灘秦地圖林業交通史料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3年第2期。
13.[日]藤田勝久著、李淑萍譯:《戰國秦的領域形成和交通路線》,載《秦文化論叢》第6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雍際春:《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頁。
14.另一例即《漢書》卷二六《天文志》:“房為天府,曰天駟。”參見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276頁。
15.如《漢書》卷四〇《張良傳》顏師古注:“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漢書》卷四三《婁敬傳》顏師古注:“府,聚也,萬物所聚。”《漢書》卷五八《卜式傳》:“府,錢所聚也。”分別參見班固:《漢書》,第2033、2120、2625頁。
16.如《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蘇秦語:“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張良語:“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分別參見司馬遷:《史記》,第2243、2044頁。所謂“南有巴蜀”,所謂“右隴蜀”,都強調了與“蜀”之間的交通條件。
17.所謂“或疑是后人偽造”,并無根據。參見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5頁。
18.王子今:《論西域“秦人”稱謂》,載《堅固萬歲人民喜:劉平國刻石與西域文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鳳凰出版社2022年版。
19.王子今、劉華祝:《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所見五關》,《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
20.王子今:《秦漢區域地理學的“大關中”概念》,《人文雜志》2003年第1期。
21.王子今:《西漢末年洛陽的地位和王莽的東都規劃》,《河洛史志》1995年第4期。
22.王子今:《秦兼并蜀地的意義與蜀人對秦文化的認同》,《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
23.裴骃《集解》:“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瓚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標點本作“蜀布、邛竹、杖”,第2995頁。2013年“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作“蜀布、邛竹杖”,第3606頁。作“邛竹杖”是。
24.裴骃《集解》引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骃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司馬貞《索隱》:“身音捐,毒音篤。一本作‘乾毒’。《漢書音義》一名‘天竺’也。”
25.《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傳》作“間出西南夷”。顏師古注:“求間隙而出也。”參見班固:《漢書》,第3841頁。
26.裴骃《集解》引徐廣曰:“嘗,一作‘賞’。”
27.裴骃《集解》:“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張守節《正義》:“昆明在今嶲州南,昆縣是也。”
28.張守節《正義》:“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29裴骃《集解》:“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
30.張守節《正義》:“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王子今:《“重譯”:漢代民族史與外交史中的一種文化現象》,《河北學刊》2010年第4期。
31.張守節《正義》:“犍,其連反。犍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余里。”
32.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27—628頁;司馬遷:《史記》,第2995頁。
33.《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參見司馬遷:《史記》,第3295頁。
34.王子今:《秦漢史學家的邊政實踐與邊疆學認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1期。
35 37.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第5冊第65—66頁,第2冊第29—30頁。
36.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下冊第1471頁、上冊第1027頁。有學者論述,“冉駹”即明清譯作“日瑪”“日麥”“爾瑪”者,“是龍門山西側、岷江上游地區一個歷史悠久、超強穩定的族群”。參見耿少將:《冉駹歷史沿革考》,《中華文化論壇》2014年第3期。據饒宗頤《甲骨文中的冉與冉駹》說,甲骨文中“冉”(《誠齋殷墟文字》369)、“冉黽羌”(《甲骨文合集》451、452)等,都是關于“冉駹”的記載。參見饒宗頤:《甲骨文中的冉與冉駹》,《文物》1998年第1期。
38.王子今:《海西幻人來路考》,載《秦漢史論叢》第8輯,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9.王子今、高大倫:《說“鮮水”: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古札記》,《中華文化論壇》2006年第4期。
40.王子今:《說敦煌馬圈灣簡文“驅驢士”“之蜀”》,載《簡帛》第1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河西“之蜀”草原通道:絲路別支考》,載《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1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
41.王子今:《居延漢簡“校士”身份及“拘校”制度推考》,載《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7號(2013),蘭臺出版社2013年版。
42.王子今:《漢代河西的蜀地織品——以“廣漢八稯布”為標本的絲綢之路史考察》,《四川文物》2017年第3期。
參考文獻
[1]歐陽詢.藝文類聚[M].汪紹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2]郭茂倩.樂府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3]盧照鄰.盧照鄰集校注[M].李云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120-121.
[4]樊志民.問稼軒農史文集:貳輯下冊[M].咸陽: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出版社,2022:45.
[5]任式楠.舊石器時代[M]//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8-29.
[6]任式楠,吳耀利.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7]宋新潮.殷商文化區域研究[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262-263.
[8]楊錫璋,高煒.中國考古學:夏商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491.
[9]王國維.散氏盤跋[M]//觀堂集林: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549.
[10]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M].阮元,校刻.北京:中華書局,2009.
[11]史念海.周原的歷史地理與周原考古[M]//河山集: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67.
[12]王應麟.困學紀聞[M].翁元圻,等注.欒保群,田松青,呂宗力,校點.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174.
[13]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4]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M].任乃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M].盛冬鈴,陳抗,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45.
[16]孫詒讓.周禮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2015:1506.
[17]酈道元.水經注校證[M].陳橋驛,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766.
[18]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9]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298.
[20]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1]徐中舒.論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4-5.[22]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3]樂史.太平寰宇記[M].王文楚,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1463.
[24]郭筱磊.淺談漢武帝開拓西南夷地區的根本原因[J].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1):79.
[25]王繼如.漢書今注[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2257.[26]蕭統.六臣注文選[M].李善,呂延濟,劉良,等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96.
[27]李祁.黃河賦[M]//趙逵夫.歷代賦評注:宋金元卷.成都:巴蜀書社,2010:741.
[28]許結.歷代賦匯[M].校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
[29]陶元藻.全浙詩話[M].北京:中華書局,2013:1265.
[30]趙爾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2979.[31]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M].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327.
來源:蜀道研究(原載《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5期)
作者:王子今(西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教授,“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
原文鏈接：https://thirdpage.thepaper.cn/h5/jrtt/30767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