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人物：李浩，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唐代文學研究》主編，有《唐詩的文本闡釋》《摩石錄》等學術著作。

采訪時間：2024年5月10日

采訪地點：陜西省圖書館高新館區

本報記者 趙巖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唐代是一個獨特的時代。在中國眾多的城市中，西安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2015年9月23日，習近平主席訪問美國華盛頓州塔科馬市，在參觀林肯中學時對課堂上的學生們說，要看千年的中國去西安，看五百年的中國去北京，看一百年的中國去上海。

1000多年前，唐時的長安便以巔峰狀態站在了世界舞臺的中央。

一座城市的歷史折射著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西安的“走紅”并非偶然。

2024年2月9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將一場“山河詩長安”的特別節目嵌入春晚，唐詩與長安便以一種奇妙的“化學反應”，吸引國人帶著浪漫的想象和“穿越”的體驗，從天南地北趕赴西安。

今年“五一”假期，西安再度躋身國內十大旅游目的地，在省會城市中入境游增速位居第二。西安—長安，人們從對唐詩現實場景的踏訪和詩意追尋中，體味構成歷史也構成生命的歡喜悲愁。

這種持續的旅游熱度背后，是否反映出傳統的新鮮“誘惑”、文化的深層共振和精神的終極回歸？

孟夏時節，在寬敞靜謐的省圖書館高新館區，記者與深耕唐代文學近40年、在唐代文化研究領域成就卓著的李浩教授，就唐詩與長安、唐代文化與絲路文化的相互影響以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等展開對話。

唐詩是漢語的極致詩化，蘊含著豐富的中國文化精神

記者：有人說，每個中國人的心底都有一首唐詩。這兩年，來西安的人很多，人們或許是由共情一首詩到追慕一座城。從“讀唐詩”到“游長安”，這種跨越山海的奔赴，是否因為我們有像唐詩這樣共同的文化基因？如何看待這種文化現象？

李浩：唐詩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唐代士族在京城聚集甚至舉家定居京城一帶的情況十分顯著，使得唐詩與包括長安在內的兩京之地，關系格外密切。

金人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中說：“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這告訴我們：只讀詩而不親歷其地，未必能真正“讀懂”。西安的很多街巷，都有唐詩的典故。我們中國人打小從課本和古典名篇中讀到的灞橋柳、長安月、渭城曲、樂游原、終南山、未央宮等，到了西安，這些就不再是虛幻的映像，而是可以觸摸、可以履及的真景實物。大家所獲得的有關長安、唐朝的印象，不再是暗中摸索的假想非有，而是可以實證實悟的現實情景，會讓人有一種觸景生情、興發感動的況味。明代董其昌、顧炎武都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說法，說明在書齋里“讀唐詩”是基礎，乘興而來、興盡而歸地“游長安”，則是致敬經典的升級版。

唐詩以其廣闊的宇宙之思、淳樸的自然之真、誠摯的生命熱情、高超的藝術之美，為中國人構建出了一片沃野，培育著豐富而寶貴的文化基因，并且穿越時空，讓人們從中觸摸到自我的情感“按鈕”，也從流淌千年的詩化語言中，接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密碼”和深藏在中國人精神中的文化血脈。

記者：這真如著名學者周汝昌先生所云：“雖隔千秋，欣如晤面。”可以說，唐詩里有我們的審美理想、精神之光、生活觀念，有令人肅然起敬的家國情懷，也有令人悠然神往的幽情雅致。那么，從唐詩中可以看出中國人怎樣的文化精神？

李浩：文化精神是指作為本質要素和內在命脈的文化傳統，這是文化中充滿生命活力的具有原初性和本根性的基質。唐詩中蘊含著豐富的中國文化精神，可以從這么六個方面來理解。

唐詩包含了中國文化的原始創新精神。這既體現為詩體和詩法的獨創，也體現為詩境和詩用的獨創。唐人新創的格律詩，影響了此后長達千年的中國詩歌。唐人開創了“境界”這一中國古代詩論的重要范疇，所創作的許多境界臻妙的詩歌，成為后世不可企及的范本。

唐詩包含了中國文化的開明開放精神。我們從唐詩中不僅可以看到漢族文化，也可以看到漢族文化與外來文化頻繁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比如白居易的詩歌就廣泛流傳至日本、朝鮮。而唐人也很善于吸收外來文化，像詞牌“菩薩蠻”就是自印度、斯里蘭卡、緬甸等地傳入的。

唐詩包含了中國文化的尚文尚雅精神、崇尚自然精神、進取雄健精神。我們知道發軔于陜西的西周禮樂文化，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崇文尚雅的傳統，而典雅的唐詩把漢語的詩性美推到了極致。唐代有大量的山水詩、田園詩和園林詩，可以看出，唐人無論是在詩歌創作還是精神追求上，都崇尚自然、熱愛自然。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崇尚博大的精神，許慎《說文解字》將“美”解釋為“羊大為美”。唐詩充滿陽剛之美和雄渾壯闊的風格，特別是盛唐詩歌洋溢著進取雄健的精神。大家耳熟能詳的陳子昂詩“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其中有悲愴感，卻沒有絕望感，格局很大。

唐詩還包含了中國文化的和而不同精神。大唐之音和而不同。唐代是一個各種地域文化并存、不同民族文化并存、不同階層文化并存的時代。唐代詩人來自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因此，唐詩是由不同聲部構成的一曲恢宏的大合唱，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隱等人就是不同樂段上的天才領唱。

唐代是文化繁榮文明遠播的鼎盛時期，絲綢之路形成不同文化的“雙向饋贈”

記者：我們知道，唐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有一種繁榮、富裕、強大、開放、虎虎有生氣、充滿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的精神氣質。唐代文化繁榮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這對我們今天有什么樣的啟示？

李浩：作為中國歷史上存在時間較長的統一帝國，唐代綜合國力強盛、文教昌盛、文明遠播，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費正清、賴肖爾在《中國：傳統與變革》這本書里曾這樣寫道：“唐朝作為當時最大的帝國受到許多鄰近民族的極力仿效。人類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國，不僅把它視為首屈一指的軍事帝國，而且視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在唐以前從未有過。”這些觀點或許能帶給我們一些思考。

唐代的文化成就主要體現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唐代在農業、商業、交通運輸、建筑等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唐代在制度文明方面對西方文官制度的出現有很大影響。盛唐精神文化的成就非常輝煌，在教育、文學、藝術、史學、宗教及科學方面建樹頗多，形成了制度文化逐漸完善、審美文化達到高潮、民族文化頻繁交流、多元文化構成和諧的特點。

盛唐文化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打破時空，影響了歷代中原王朝，也影響了周邊民族和域外世界。這給我們許多啟示：一、樹立文化的自主性。本根性、基質性、原典性的文化因素，應是源于本土的、自主開發的。二、涵養文化的多元性。海納百川、兼容并蓄，不失為創造和諧的策略。三、保持文化的多樣性。像方言、古典詩詞、古代服飾、古代祭祀禮俗等也是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作為文化化石與標本認真保存。四、促成文化的會通性。通過絲綢之路等促進文化的多向交流、互動互鑒。五、構筑先進的外向型文化。用文化彰顯自己的軟實力，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

記者：唐代是絲綢之路興盛的時期，前期，西北陸上絲綢之路再度復興，中期之后，海上絲綢之路也開始興盛。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交流融匯，也促進了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力。您曾經在文章中提到，唐代文化與絲路文化相互影響，形成中外文化的“雙向饋贈”和文明互鑒，能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嗎？

李浩：唐代有大量外國人來長安學習、經商、游歷，并將所習得的先進知識，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在域外廣為傳播。在海外，“唐”成了中華文明的代名詞。沿著絲綢之路與唐王朝往來的國家和地區，僅《唐六典》記載有名稱的就達七八十個。

唐代文化與絲路文化是相互影響、交融促進的，也可以說是一種中外文化的“雙向饋贈”和文明互鑒。

一方面是唐代先進文化的輸出。唐朝由于在當時世界范圍內綜合國力十分強大，文化也屬于當時的先進文化，經由不同人群、不同方式傳往海外。比如當時因怛邏斯戰事滯留西域的一批唐人，將紡織、養蠶、制造火藥等技術傳播到了中亞，并在撒馬爾罕開辦了一個造紙作坊，于是植物纖維紙就傳到了中亞地區，后來又傳到了西亞、土耳其乃至歐洲，取代了羊皮紙，中國的先進發明也經由絲路傳到了歐洲。再如日本遣唐僧人遍照金剛，把唐代成熟起來的格律詩具體作法及相關文獻記錄成書，傳到了日本。新羅（今韓國）人崔致遠，來唐朝留學并參加了賓貢科的考試，還在唐朝做官，后來又回到新羅，有用漢文創作的詩文集《桂苑筆耕集》傳世。

另一方面，外來的醫藥、音樂、舞蹈、繪畫等大量涌入，與本土文化融合化用，相得益彰。唐樂中大量引用西亞、南亞、中亞等地區的音樂。還有一些唐代僧人、學者沿著絲綢之路外出學習，將西域文化帶入了中國。如隋唐時期的裴矩，留下了一部記載絲路文化風物的重要著作《西域圖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名氣更大。咱們陜西大荔縣的沙苑，曾經是養汗血馬的馬場。汗血馬就是經絲綢之路從西域過來的，又稱“天馬”。還有景教，一般認為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托利教派，西安碑林博物館至今保存有記載唐代景教情況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該館的“鎮館之寶”。

我這里特別要提到大詩人李白。根據學界多年來的研究，李白無論從家庭、經歷還是詩歌創作，都與絲路文化有著比同時代其他詩人更為密切的關系。可以說，李白詩歌是唐代漢民族文化與絲路沿線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鑒、多元共進的結晶。如果我們把絲綢之路的歷史看作一種新視角下的世界史，那么李白詩歌就是這部世界文化史和世界文學史上璀璨耀眼的篇章。

唐代長安是傳播中華文明的國際大都市，新時代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應有更大作為

記者：唐代長安是一座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它對中華文化的傳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今天我們怎樣還能做得更好？

李浩：從唐初到玄宗開元年間，經過上百年的發展，長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大都市，文化多元，建筑壯麗，人口眾多，生活豐富多彩，集中呈現了唐王朝的強盛、繁榮與開放，成為中華文明向世界傳播的中心。

唐代長安是連接歐亞的交通樞紐，不僅是當時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都市，也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據史料記載，唐代長安人口最多時達百萬，其中，來學習、經商、旅行、傳教的外國及外族人有數萬人。唐朝官方專門設有鴻臚寺、禮賓院這樣的對外管理機構，有“西市”這樣的國際貿易區域，為了有效地管理胡人和胡商，還專設了“薩寶府”。我們今天依然可以從絲路文化在唐代長安的遺跡，以及外來人口在唐代長安的居所故地，得窺一斑。前者如保存至今的大慈恩寺、薦福寺，后者如域外來客就住的鴻臚邸舍、鴻臚客館（今西安含光門內甜水井街至四府街一帶）。此外，近年來西安新發現的一些碑志和墓志，上面刻有魯尼文、粟特文，也證實了外來人口在這里居住和生活。唐代的開放包容，可以說從長安的國際化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國際化的長安，將絲綢、紙張、茶葉、瓷器這些“最中國”的商品銷往海外，使超越時空的唐詩經典流傳到了海外。前面提到，白居易的詩在海內外廣受歡迎，所謂“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連來華的商人也熱衷收購“白詩”，還能辨出真假。日本早期有一本很著名的小說叫《源氏物語》，其中引用了很多首白居易的詩。這些傳播久遠的唐詩經典，在詩作內容上，以其所包含的人類共有的基本情感、基本價值而具有世界性，比如贊美母愛、書寫愛情、描摹自然、向往和平、表達悲憫、對生命的終極叩問等。

今天，國際化都市可以更好地實現文明的雙向饋贈和文明互鑒。西安建設國際化都市也可滋養古典詩歌世界的土壤。詩因景成，景借詩傳，這就是城市形象與詩歌文化的“互粉”，國內有一些地方在這方面有好的實踐。唐詩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西安在新時代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弘揚應有更大作為。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城市，西安具有豐富的、立體的、獨特的遺址學和博物館學價值，可以參考中外優秀的文化古都建設范本，以文化敬畏來理解文化自信，來做文化保護、文化恢復和文化開發。

記者：在今天這樣一種全球化、智能化浪潮席卷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在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過程中，該如何強化中華文化的固有特色？如何凸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

李浩：費孝通先生曾經有一個觀點，是說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我們對傳統文化不能僅僅是“棄舊圖新”，更需要“推陳出新”“溫故知新”，這樣才能在新的時代環境下獲得文化選擇的自主能力。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科技智能化使得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接觸碰撞愈發無可回避。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國人從看世界到看自己，從“向外求”到“向內求”，從對各種文化的了解對比中，發現自己的特點、自己一些好的東西。這正如五四運動之后，一些在海外留過學、學習過西方文化的學人，歸來后又力挺中華文化，所謂“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愈益明”。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比如運用“革故鼎新”的智慧推進改革，將“萬物并育”的古訓用于生態文明建設，以“協和萬邦”等理念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無論是民族精神的養成，還是治國理念的涵育，萃取其精華，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古之規矩，開今之生面，這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

這些年，我們在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其中，主要包括《榆陽區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藏志》、“中國古代園林文學文獻研究”叢書兩項成果。對它們的整理研究為中國隋唐歷史、社會、文學、藝術乃至絲路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新材料、新個案。前期相關成果還有《摩石錄》《古壁丹青：昭陵唐墓壁畫集》等，這一系列成果使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科從滿足“書齋式”研究，走到了新材料研究的上游、新文獻發布的前沿。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重傳習、重踐行。在此，我愿借用陳寅恪先生和錢穆先生的兩段話以示心跡：“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希望將來在我們后代的知識結構中，都能有華夏民族最經典的文本打底，使其成為中國人的文化識別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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