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網訊（記者 陸航）中國考古學下一個百年的全新發展，離不開全球視野的拓展與開闊，離不開前沿方法的反思與討論。12月23——24日，由西北大學主辦的“比較考古學：全球視野與前沿方法”學術研討會在西安舉行。來自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上海科技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鄭州大學、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陜西師范大學、西北大學與日本東北大學、以色列海法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香檳分校、紐約城市大學、新墨西哥大學、東新墨西哥大學等高校及科研機構的30余名學者追蹤全球考古學的最新動態，共同探索中外考古學各個領域的新方法與新進展，推動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國際學術交流。
中國考古學歷經上百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近十年來，更是在國際學術交流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西北大學副校長曹蓉教授在致辭中表示，無論是中國考古學走向世界，還是海外考古學被引介到中國，都是碩果累累。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無疑需要我們具有全球視野，了解世界考古學研究前沿的最新動向。曹蓉介紹了西北大學考古學科的歷史積淀、科研優勢與使命追求。她說，西北大學考古學科擁有悠久的歷史傳承。1938年，在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時期，為保護文化遺產，提振民族精神，西北大學歷史系黃文弼、許壽裳、陸懋德、何士驥、周國亭等學者成立了考古委員會，標志著西北大學考古學科的誕生。此后的80余年里，一代代西大考古學人承先輩之志，擔時代之責，堅持“立足長安、面向西域、周秦漢唐、絲綢之路”的發展定位，構建了以文化遺產價值為核心的認知、保護、傳承“三位一體”的學科體系，在“周秦漢唐文明”“絲綢之路考古”“文化遺產保護”等領域始終處在國際學術前沿位置。2009年，西北大學率先走出國門，與中亞國家的考古學家們精誠合作，揭示了絲綢之路沿線多元多彩、和諧共生的文化面貌，為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廣為認可的“中國方案”。2016年以來，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先后三次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肯定、接見和問候。可以說，保持全球視野、開展國際合作、緊跟學科前沿動態，西北大學既有豐厚的歷史積淀和顯著的學科優勢，也有崇高的使命與追求。今年，在海內外諸多專家的大力支持下，西北大學誠邀國際知名學者來國龍教授作為主編，創辦了《世界考古研究動態》這一全新刊物，主要介紹海內外考古學的最新發展和研究動態，希望以此持續加強考古學科的國際學術交流，推動中國考古學研究取得新的進步與成就。
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零在致辭中以李學勤先生、夏鼐先生的經歷為例，分享了“比較考古學”這一理念在中國考古學界、史學界的悠久淵源與廣闊空間。他期冀西北大學能把《世界考古研究動態》這個新刊物持續辦好。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西北大學特聘教授羅泰在致辭中表達了40多年來對西北大學考古學科的關注以及作為兼職教授的心得。圍繞會議主題，他提出，“比較考古學”包含三種方式：一是不同古代文明之間的比較；二是不同國家考古學方法之間的比較；三是考古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比較。他希望《世界考古研究動態》通過這三種形式推動中國考古學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
考古學在進行歷史重建時一貫以不平等或等級制的強化來探討社會的復雜性。 但是，并非所有社會結構的形式都以等級為基礎。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陳淳提出，當下考古學家開始用異構或平序(heterarchy）這個術語來探討這種非等級化的社會結構，并形容這種社會結構不是由層級，而是由節點、鏈接和網絡組成的復雜系統。異構或平序與等級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彼此交織的。在社會復雜化研究中引入異構或平序的概念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新的維度，有助于考古學家重視那些并不符合等級制模型的各種不同社會。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師趙潮以中國北方，西亞與墨西哥高原的比較為視角探討農業起源與社會轉型的三種模式。他綜合運用動植物遺存、聚落結構、房址形態等線索，對中國北方，西亞和墨西哥高原農業起源之際的經濟、社會變遷軌跡進行比較，發現在西亞地區，定居生活和大型社群相織的建立先于動植物資源馴化：在墨西哥高原，定居化的村落組織出現在成熟農業建立之后；而在中國，定居化的村落生活立足于植物資源初步別化的基礎上，并為之后向成熟農業經濟的轉變奠定了基礎。跨區域對比研究揭示農業與定居各有自身的發展脈絡，卻又存在密切交織的關聯。趙潮認為，上述三地的社會變遷與生業轉型之間的互動關系，為我們思考不同地區農業起源的動因機制提供了啟發。
人類骨路生物考古學以“視死如睹生”為基本理念，以考古發掘出上的人骨遺存為研究主體，從生物文化學視角和方法復原和研究骨骼所屬的人群信息、營養健康狀況、生活、行為和勞動模式。以色列海法大學考古系博士后研究員樊榕表示，作為生物人類學和考古學的一個共同分支，人骨研究為復原古代社會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但基于人骨對古代先民的生活和社會的闡釋卻也充滿了挑戰。我們需要進行多學科交叉合作，與醫學、生物力學和生命科學等學科更深入的合作，深刻了解造成人骨上各種現象背后的原因，再嘗試建立古人與古代社會的關聯。
進入新世紀以來，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新思潮的影響下，考古學家們逐漸認識到以往的研究視角均是以人為中心。于是，在考古學中也出現了“本體論與物的轉向”思潮。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劉巖表示，這一思潮的理論來源復雜多樣，總體可分為西方傳統與后現代哲學，以及后殖民主義、本土原住民與古代社會世界觀兩個面向。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考古學家主要從人與物之間的關系這一本體論角度去分析考古材料，以此為基礎進行歷史敘事，研究農業起源、新文化現象的出現、社會文化變化、聚落與墓葬分析、復雜社會與城市化的興起等。人與物之間的關系理論能夠在加強田野考古發掘質量與多學科研究、促進科技考古同考古學與社會理論的融合、擴寬考古學闡釋視角等方面對推動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近年來西方人類學研究領域涌現出的“本體論轉向”和后人類主義思潮，反思了以傳統思維形式所主導的人文—自然和人性—動物性的二分法對描述非西方土著文化宇宙觀的失敗嘗試，為研究本土考古學文化的世界觀提供了新的視角。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香檳分校博士王一帆嘗試在關系本體論的理論框架下，對中美洲古典瑪雅與古代中國社會中動物的儀式性象征與祭祀行為進行跨文明比較研究，探討非西方本土文明在與動物和自然的互動關系“萬物有靈論”以及可持續發展的異同。
與會學者提出，人類文明發展是世界性的、時代性的，學術研究也必須具有全球視野、把握時代脈搏。全球視野和前沿方法是開展高水平科學研究的必要條件。考古界要真正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局觀出發，關注前沿技術與方法，通過學術研究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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