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駝鈴聲聲。兩千多年前，始于長安的絲綢之路通往中亞、西亞，綿延到非洲和歐洲。這條中西陸路交通、文化交流的大動脈所承載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精神薪火相傳，在文明交流互鑒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印記。
兩千多年后，中國與中亞各國間緊密開展的文化遺產保護與交流合作，延續了“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的友誼。
歷史上，絲綢之路是貿易之路、交流之路、對話之路，當歷史的駝鈴傳到今天，絲綢之路重新煥發了新的時代價值，正在成為一條發揮著巨大作用、涵蓋深刻價值的全新的和衷共濟之路。
在絲路研究國際學術界
唱響中國聲音
亞洲，世界上最廣袤的大洲，這里孕育的眾多古老文明，彼此交相輝映、相得益彰，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公元前2世紀，一條被稱為“絲綢之路”的歐亞陸上大通道，以古長安城為起點，一路向西，逶迤綿延，穿越中亞，通往歐洲。
這條橫貫歐亞的“絲綢之路”，不僅促進了沿線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也促成了東西南北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國和中亞，由古老的絲綢之路相聯結，自古以來同氣連枝、守望相助。
近年來，各國對于開展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合作的意識與意愿與日俱增。
陜西西安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省、市文博系統不斷加強與亞洲國家，尤其是中亞國家在文明研究、聯合考古、古跡修復、博物館交流、人才培養等領域合作，共同探索文物保護管理和活化利用的新模式新路徑，努力讓古老文物在新時代煥發新生、創造價值、賦能發展。
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就是活躍在中國—中亞文明交流互鑒一線的一支中堅力量。
自1999年起，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以尋找和確認古代月氏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為切入點，重啟絲路考古工作。他們走出國門，開展東方視角下的絲路研究，建立大范圍系統區域調查與小規模科學精準發掘相結合的考古方式，創新了“游牧文化聚落考古”這一領域的理論和方法，突破了國際學術界長久以來“游牧民族居無定所”的論斷，確認了中國古代文獻記載的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遺存，從理論和實踐上廓清了這兩類文化的特征與分布范圍，改變了過去西方視角下的絲綢之路研究話語被壟斷的局面，使中國游牧文化考古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為用中國話語闡釋絲綢之路歷史提供了實證資料和科學依據。
由于解讀文獻的闡述存在不同觀點，當今學術界眾多學者對于月氏人曾經生活的地理位置，一直存在較大的分歧。外文資料的缺失和對中國文獻的某些誤讀，使月氏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游牧民族及西遷中亞后的歷史成為謎團。
位于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烏茲別克斯坦是古代中亞文明的要地，也是月氏研究的核心地帶。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專家、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帶頭人王建新教授在烏茲別克斯坦考古遺址進行了12年的研究。
多年來，他的團隊從河西走廊一路追尋月氏人遷徙足跡到撒馬爾罕，23年間幾乎走遍了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所有河山和溝溝坎坎。
2016年，考古隊終于在烏茲別克斯坦東南的拜松盆地找到了大月氏人西遷后留下的蹤跡。隨著中亞著名的“鐵門關”東18公里的拉巴特遺址一座座墓葬的發掘、一件件珍貴文物的出土，探尋大月氏部族西遷中亞后的諸多歷史細節終于初露曙光。
通過發掘，中亞考古隊系統獲得了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學信息，確認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在絲綢之路研究的國際學術界發出了響亮的中國聲音。
聚焦人文交流
促進民心相通
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那一年，中方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組建了中烏聯合考古隊。王建新說：“2019年，我們與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學術機構，在已有雙邊合作研究機制的基礎上，共同建立了費爾干納盆地考古中、烏、塔、吉四國交流合作機制，再度開創了中亞地區聯合考古工作的新局面。”
跨越國界的聯合考古和古跡修復工作，喚起了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友好交往的共同歷史記憶，也促進著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在月氏研究上取得突破的同時，還將推進學術界深入了解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演變過程、族群源流、宗教信仰、文化傳統、風俗習慣以及環境變遷等，促進中國與相關國家之間的人文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的絲路考古路上，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與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的考古學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將我國本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大遺址保護和大遺址考古的理念和實踐，無私分享。
在撒扎干遺址大型墓葬的發掘過程中，考古隊首次采用了文物保護監控大棚，并安裝了中國自主研發的環境檢測和安防監控系統。這種做法促進了當地文物保護技術和理念的提升，在當地獲得了廣泛好評。
在做科研的同時，考古隊尊重當地國情民情，創立和推行了人才培養、遺址保護、考古發掘三結合的工作模式。比龍就是在2016年的撒馬爾罕接觸到前往當地工作的西大考古隊的，這個烏茲別克斯坦小伙子后來來到西北大學留學，“學成后，我要為中烏兩國文化交流作貢獻。”他說。
自2013年底，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簽署關于“西天山西端區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的合作協議后，雙方組成的中烏聯合考古隊進行系統的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調查。
中烏考古隊雙方隊員擁有歷史、考古、語言、生物、物理、化學、計算機等多學科背景。考古隊協同攻關，互通有無、互學互鑒，成為“一帶一路”交流合作、促進“民心相通”的典范。鐵爾梅茲大學教授阿納耶夫由衷地稱贊：在探索月氏等古代游牧文化遺存方面，中方開放合作的胸懷與精神成為國際絲路考古的榜樣。
2023年4月，在于西安召開的首屆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大會上，以西北大學為實施單位的“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正式揭牌。同一時刻，記者獲悉，由西北大學等單位組建的陜西專家團隊，正在距離西安4000多公里外的中亞，與中亞國家考古學者合作，兵分多路，分別在烏茲別克斯坦開展大遺址保護調研、考古調查、文物發掘整理、多學科聯合考察，在土庫曼斯坦開展考古項目考察以及“一帶一路”國際聯合實驗室建設等工作。
攜手保護絲路沿線文化遺產
2023年4月25日，是激動人心的一天！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大會致賀信，他在賀信中強調，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的成立，有利于加強亞洲文化遺產保護，深化亞洲文明交流，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力量。中國愿在聯盟框架下，同亞洲各國攜手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經驗交流，積極推動文化遺產領域國際合作，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
賀信在文博界引起熱烈反響。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院長、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IICC-X）秘書長馮健表示：“習近平主席向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大會致賀信令我們備受鼓舞、倍感自豪。”
“西安既是早期中華文明起源地之一，又是絲綢之路的起點，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發掘了大量遺跡，出土了數量眾多的文物，以一件件文物實證周秦漢唐的盛世，闡釋中國文化，堅定文化自信，是西安踐行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的具體實踐。”馮健說，設在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IICC-X），作為絲綢之路跨國系列申遺協調委員會的秘書處和信息中心，多年來不斷加強沿線國家在聯合考古、文化遺產保護等領域的深入合作。今后，將持續推進文化遺產的成果共享和宣傳展示，推進絲綢之路不同區域的申遺進程，加強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監測和評估，通過國際協作，共同推進對絲綢之路沿線文化遺產的研究與保護。
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
陜西考古工作者們依然記得，2014年6月22日的卡塔爾首都多哈，在此召開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回憶當時的場景，陜西省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白海峰記憶猶新：“當日下午3時許，關于絲路申遺的表決終于開始，心提到了嗓子眼，當宣布結果的木槌敲下的那一刻，所有人瞬間燃了起來，一顆懸著的心終于放了下來。多國代表紛紛走到中哈吉三國代表團的桌子前握手擁抱，表達祝賀。”
據介紹，絲綢之路跨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是由中國政府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5國政府聯合啟動，2011年底，因為絲綢之路龐大的規模，國際組織專家在烏魯木齊市召開的申遺協商會上，提出了“廊道”的概念，對絲綢之路跨國申遺策略進行重大調整。經過多次協商，最終確定由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文化遺產項目。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由公元前2世紀至16世紀絲綢之路的起始路段與分布在天山山脈的交通路網組成，是絲綢之路中地位突出、交通距離長、交流內容豐富、影響力深遠的重要一段，該路網跨距近5000公里、總長達8700多公里。
毋庸置疑，這段絲綢之路是貿易、交流和對話之路，它在東亞古老的華夏文明中心和中亞歷史悠久的區域性文明中心之間建立起長距離的交通聯系；在長途貿易中推動著城鎮和城市的發展；它與張騫出使西域等重大歷史事件直接相關，古代文明在這里傳播、傳承。在中國與各相關方文物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下，這條文明之路、交流之路舉世矚目。
中國-中亞，在人類文明交流的漫長歷史中曾留下了一段段佳話。春和景明，盛況重現。4月25日，在西安召開的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大會上，亞洲22個國家和3個國際組織的150位代表共聚一堂——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正式成立，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基金啟動，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掛牌，《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西安宣言》發布……一切都在昭示著亞洲文明輝煌的過去和燦爛的明天！
陜西西安，用中國話語為亞洲文明、亞洲文化遺產保護持續貢獻中國智力、提供中國方案、作出中國貢獻，在新的歷史時期，續寫絲路文明交流互鑒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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