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關于秦人的族屬和文化來源，學界歷來有“西來說”和“東來說”兩種不同的意見。正如王子今指出，認為秦人起源于古代中國的東方，但是后來其主要部分曾遷徙到西部，活動于華夏文明圈西界的說法，可能是有道理的。在西部長期艱苦的生存斗爭，使得他們逐漸接受了原本生活在西部甘肅青海一帶，與中原華夏部族淵源不同的那些部族的文化影響，秦人本身的文化特質于是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王子今：《細說秦始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所謂“那些部族”，應該是《史記·秦本紀》提到的“戎”“戎人”“西戎”。正源于此，“秦雜戎翟之俗”，被“諸夏”“比于戎翟”（《史記·六國年表》），甚至在“秦人”的自我體認中，隨著場景變化產生時而自稱“中國”，時而自稱“戎夷”，時而自認“非蠻非夏”的不同情況。其實，與戎人有密切關系的秦人，也因與周人的密切關系而越來越趨向中原文明，這表現(xiàn)在多個方面。

農耕文明水準的提升。《史記·秦本紀》給我們留下了秦人善于“調馴鳥獸”“好馬及畜，善養(yǎng)息之”的記載。而周人較早在關中地區(qū)從事農耕經營，其先祖后稷即“好種樹麻、菽”“好耕農”，就是到了“在戎狄之間”的公劉時代，周人仍“務耕種”（《史記·周本紀》），由此形成了“好稼穡”“殖五谷”（《史記·貨殖列傳》）及“務本業(yè)”（《漢書·地理志下》）的生業(yè)傳統(tǒng)。周王室東遷后，到秦文公時，秦人東越隴山，進入關中西部地區(qū)，所謂“至汧渭之會”，并有“伐戎”和“收周余民有之”（《史記·秦本紀》）的重要舉措。此后，秦人逐漸形成了濃厚的“重農”風尚，“逐漸拉平了關中東、西部農業(yè)發(fā)展水平的差異”（王勇：《東周秦漢關中農業(yè)變遷研究》，岳麓書社2004年版，第71頁）。在使“秦人富強”的商鞅變法的諸多舉措中，就有“僇力本業(yè)，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的內容（《史記·商君列傳》）。很顯然，正是在周人的影響下，秦人對中原文明的趨近首先在主體經濟形式上有了顯著表現(xiàn)。

語言文字及經典文獻的運用。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秦人“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秦人開始設置史官記錄自己的歷史。而秦人使用文字的時間當早于此，周宣王四年（前824年）的不其簋銘文就是秦人留下的文字（李學勤：《補論不其簋的器主和年代》，收入《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526~527頁）。大概自此后，秦人開始頻繁使用文字，并加入到研習、傳播、書寫中原經典文獻的行列，秦人的知識文化水準也有了顯著提升。

據《左傳》記載，《周易》《詩》《書》已成為周王室及春秋各諸侯國通用的經典文本，秦人也在此列。如《左傳·昭公元年》記載：“晉侯求醫(yī)于秦，秦伯使醫(yī)和視之……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谷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此處生僻字見圖1）。皆同物也?！边@是秦人引《周易》，屬非筮占類引《易》。這種非筮占類引《易》的文化行為表明“人文主義、理性主義介入《易》筮，促進了《周易》文本的經典化，哲理化”（黃黎星：《先秦易筮反映的思想文化觀念的變化》，《理論學刊》2011年第8期）。此外，《左傳·僖公九年》及《左傳·文公元年》皆載有秦人引《詩》，《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還載有晉人和秦人互相賦《詩》的情形。

《周易》《詩》《書》在春秋時期成為各諸侯國共同研習和使用的經典文本，足以表明各諸侯國已具有共同的文化觀念，也表明當時“雅言雅字”的存在。有學者指出：“從文獻記載中可以知道，原始漢語發(fā)展到周秦時期，共同語和方言確實同時存在。”（華學誠：《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修訂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共同語和方言都屬“有聲語言”，與此“有聲語言”相對應的自然是“書面語言”——文字。不過，這種書面語言（文字）是“以通用語為主體寫的”，具有穩(wěn)定性。比如“《詩經》的《風》是按地域分類的，齊處東偏，秦處西偏，而表現(xiàn)在文字上卻像是出自一家”（張中行：《文言和白話》，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7、27頁）。不僅如此，其時文字的形構也有共同的標準，此即“正體字”。正如裘錫圭所言：“春秋時代各國的金文，在開始的時候大體上都沿襲西周晚期金文的寫法?！鞯貐^(qū)金文的特色主要表現(xiàn)在書寫風格上，字形構造大體上還是相似的。……西周春秋時代一般金文的字體，大概可以代表當時的正體。一部分寫得比較草率的金文，則反映了俗體的一些情況?！保缅a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52~53頁）《左傳》中也有可以說明當時存在“正體字”的例證，除前引《左傳·昭公元年》所載秦人從文字形構的角度向晉人解釋“蠱”字的含義外，又有《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載楚人從文字形構的角度解釋“武”字，所謂“止戈為武”，還有《左傳·宣公十五年》所載晉人從文字形構的角度解釋“乏”字，所謂“反正為乏”。

有學者認為“秦早期文字與周文字無別，秦文字脫胎于周文字”（王輝等：《秦文字通論》，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9頁）。而到了戰(zhàn)國時期，與“東方各國俗體的字形跟傳統(tǒng)的正體的差別往往很大，而且由于俗體使用得非常廣泛，傳統(tǒng)的正體幾乎已經被沖擊得潰不成軍了”不同，秦國的俗體字形“一般跟正體有明顯的聯(lián)系”，“始終沒有打亂正體的系統(tǒng)”（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第58頁）?！把叛匝抛帧钡拇嬖谑谴呵飼r期族群認同的重要文化基礎。秦人較早受中原文化影響，且已成為經典文化的積極建設者，《詩經·秦風》的存在就是很好的證明。

秦人對“周禮”的選擇性繼承。周公“制禮作樂”，在夏、商之禮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的一套禮儀文化（即“周禮”），是中原族群區(qū)別于蠻夷族群的客觀文化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秦對周禮之學習，是確鑿無疑的事實”，但從“東周開始，周禮已經遭到破壞，秦所接觸者，已經不復為西周之舊”，“秦人所接觸到的周禮，是變化了的周禮”（史黨社：《日出西山：秦人歷史新探》，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253頁）。不過，也應當承認秦人對“周禮”的選擇性繼承，目的是要擺脫“戎翟之教”而趨同中原文明。

祖先歷史傳說的建構。《史記·秦本紀》有“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的記載。有學者認為這是秦人的“一種選擇性記憶——知有母不知有父，借以與黃帝系上血緣關系”（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3頁）。秦人祖源是以“母為顓頊之孫”與黃帝產生聯(lián)系，從而與“顓頊之孫夏禹”關系更近。較周人更晚進行歷史書寫的秦人，似乎建構了與“夏”更親近的關系。祖源的層累建構雖不一定能反映歷史的真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建構會逐步獲得擴大與凝聚族群認同的客觀效果，并成為一種可資借鑒的模式。也就是說，這種建構最后會演變成“歷史真實”，產生真實的歷史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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