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的發(fā)展歷程與早期中國的族群融合

【光明學術筆談】

關于秦人的族屬和文化來源,學界歷來有“西來說”和“東來說”兩種不同的意見。正如王子今指出,認為秦人起源于古代中國的東方,但是后來其主要部分曾遷徙到西部,活動于華夏文明圈西界的說法,可能是有道理的。在西部長期艱苦的生存斗爭,使得他們逐漸接受了原本生活在西部甘肅青海一帶,與中原華夏部族淵源不同的那些部族的文化影響,秦人本身的文化特質于是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王子今:《細說秦始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所謂“那些部族”,應該是《史記·秦本紀》提到的“戎”“戎人”“西戎”。正源于此,“秦雜戎翟之俗”,被“諸夏”“比于戎翟”(《史記·六國年表》),甚至在“秦人”的自我體認中,隨著場景變化產生時而自稱“中國”,時而自稱“戎夷”,時而自認“非蠻非夏”的不同情況。其實,與戎人有密切關系的秦人,也因與周人的密切關系而越來越趨向中原文明,這表現(xiàn)在多個方面。

農耕文明水準的提升。《史記·秦本紀》給我們留下了秦人善于“調馴鳥獸”“好馬及畜,善養(yǎng)息之”的記載。而周人較早在關中地區(qū)從事農耕經營,其先祖后稷即“好種樹麻、菽”“好耕農”,就是到了“在戎狄之間”的公劉時代,周人仍“務耕種”(《史記·周本紀》),由此形成了“好稼穡”“殖五谷”(《史記·貨殖列傳》)及“務本業(yè)”(《漢書·地理志下》)的生業(yè)傳統(tǒng)。周王室東遷后,到秦文公時,秦人東越隴山,進入關中西部地區(qū),所謂“至汧渭之會”,并有“伐戎”和“收周余民有之”(《史記·秦本紀》)的重要舉措。此后,秦人逐漸形成了濃厚的“重農”風尚,“逐漸拉平了關中東、西部農業(yè)發(fā)展水平的差異”(王勇:《東周秦漢關中農業(yè)變遷研究》,岳麓書社2004年版,第71頁)。在使“秦人富強”的商鞅變法的諸多舉措中,就有“僇力本業(yè),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的內容(《史記·商君列傳》)。很顯然,正是在周人的影響下,秦人對中原文明的趨近首先在主體經濟形式上有了顯著表現(xiàn)。

語言文字及經典文獻的運用。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秦人“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秦人開始設置史官記錄自己的歷史。而秦人使用文字的時間當早于此,周宣王四年(前824年)的不其簋銘文就是秦人留下的文字(李學勤:《補論不其簋的器主和年代》,收入《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526~527頁)。大概自此后,秦人開始頻繁使用文字,并加入到研習、傳播、書寫中原經典文獻的行列,秦人的知識文化水準也有了顯著提升。

據《左傳》記載,《周易》《詩》《書》已成為周王室及春秋各諸侯國通用的經典文本,秦人也在此列。如《左傳·昭公元年》記載:“晉侯求醫(yī)于秦,秦伯使醫(yī)和視之……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谷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此處生僻字見圖1)。皆同物也?!边@是秦人引《周易》,屬非筮占類引《易》。這種非筮占類引《易》的文化行為表明“人文主義、理性主義介入《易》筮,促進了《周易》文本的經典化,哲理化”(黃黎星:《先秦易筮反映的思想文化觀念的變化》,《理論學刊》2011年第8期)。此外,《左傳·僖公九年》及《左傳·文公元年》皆載有秦人引《詩》,《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還載有晉人和秦人互相賦《詩》的情形。

《周易》《詩》《書》在春秋時期成為各諸侯國共同研習和使用的經典文本,足以表明各諸侯國已具有共同的文化觀念,也表明當時“雅言雅字”的存在。有學者指出:“從文獻記載中可以知道,原始漢語發(fā)展到周秦時期,共同語和方言確實同時存在。”(華學誠:《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修訂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共同語和方言都屬“有聲語言”,與此“有聲語言”相對應的自然是“書面語言”——文字。不過,這種書面語言(文字)是“以通用語為主體寫的”,具有穩(wěn)定性。比如“《詩經》的《風》是按地域分類的,齊處東偏,秦處西偏,而表現(xiàn)在文字上卻像是出自一家”(張中行:《文言和白話》,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7、27頁)。不僅如此,其時文字的形構也有共同的標準,此即“正體字”。正如裘錫圭所言:“春秋時代各國的金文,在開始的時候大體上都沿襲西周晚期金文的寫法?!鞯貐^(qū)金文的特色主要表現(xiàn)在書寫風格上,字形構造大體上還是相似的。……西周春秋時代一般金文的字體,大概可以代表當時的正體。一部分寫得比較草率的金文,則反映了俗體的一些情況?!保缅a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52~53頁)《左傳》中也有可以說明當時存在“正體字”的例證,除前引《左傳·昭公元年》所載秦人從文字形構的角度向晉人解釋“蠱”字的含義外,又有《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載楚人從文字形構的角度解釋“武”字,所謂“止戈為武”,還有《左傳·宣公十五年》所載晉人從文字形構的角度解釋“乏”字,所謂“反正為乏”。

有學者認為“秦早期文字與周文字無別,秦文字脫胎于周文字”(王輝等:《秦文字通論》,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9頁)。而到了戰(zhàn)國時期,與“東方各國俗體的字形跟傳統(tǒng)的正體的差別往往很大,而且由于俗體使用得非常廣泛,傳統(tǒng)的正體幾乎已經被沖擊得潰不成軍了”不同,秦國的俗體字形“一般跟正體有明顯的聯(lián)系”,“始終沒有打亂正體的系統(tǒng)”(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第58頁)?!把叛匝抛帧钡拇嬖谑谴呵飼r期族群認同的重要文化基礎。秦人較早受中原文化影響,且已成為經典文化的積極建設者,《詩經·秦風》的存在就是很好的證明。

秦人對“周禮”的選擇性繼承。周公“制禮作樂”,在夏、商之禮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的一套禮儀文化(即“周禮”),是中原族群區(qū)別于蠻夷族群的客觀文化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秦對周禮之學習,是確鑿無疑的事實”,但從“東周開始,周禮已經遭到破壞,秦所接觸者,已經不復為西周之舊”,“秦人所接觸到的周禮,是變化了的周禮”(史黨社:《日出西山:秦人歷史新探》,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253頁)。不過,也應當承認秦人對“周禮”的選擇性繼承,目的是要擺脫“戎翟之教”而趨同中原文明。

祖先歷史傳說的建構。《史記·秦本紀》有“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的記載。有學者認為這是秦人的“一種選擇性記憶——知有母不知有父,借以與黃帝系上血緣關系”(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3頁)。秦人祖源是以“母為顓頊之孫”與黃帝產生聯(lián)系,從而與“顓頊之孫夏禹”關系更近。較周人更晚進行歷史書寫的秦人,似乎建構了與“夏”更親近的關系。祖源的層累建構雖不一定能反映歷史的真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建構會逐步獲得擴大與凝聚族群認同的客觀效果,并成為一種可資借鑒的模式。也就是說,這種建構最后會演變成“歷史真實”,產生真實的歷史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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