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陸航
月氏是曾經馳騁在亞洲草原的古老游牧民族，古代月氏研究是國際學術界各學科學者共同關注的重大課題。長期以來，歐美以及亞洲的日本等國家在絲綢之路考古研究領域，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和學術成果，但是，大多站在以歐洲為中心的視角，審視古代波斯、希臘、斯基泰等對中亞的影響，也占有該研究領域的話語權和主導權，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對絲綢之路的考古研究不應只有西方視角，還應有東方視角”。這就是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的志向。
自1999年起，以王建新教授為帶頭人的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以尋找和確認古代月氏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為切入點，重啟絲路考古工作。他們走出國門開展東方視角下的絲路研究，建立大范圍系統區域調查與小規模科學精準發掘相結合的考古方式，創新了“游牧文化聚落考古”這一領域的理論和方法，突破了國際學術界長久以來“游牧民族居無定所”的論斷，確認了中國古代文獻記載的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遺存，從理論和實踐上廓清了這兩類文化的特征與分布范圍，改變了過去西方視角下的絲綢之路研究話語被壟斷的局面，使中國游牧文化考古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為用中國話語闡釋絲綢之路歷史提供了實證資料和科學依據。
烏茲別克斯坦位于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是古代中亞文明的要地，也是月氏研究的核心地帶。撒馬爾罕是烏茲別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被稱為“古絲綢之路明珠”，連接古代中國、波斯和古印度。公元前2世紀，一條被稱為“絲綢之路”的歐亞陸上大通道，以漢代都城長安為起點，一路向西，逶迤綿延，穿越中亞，通往歐洲。這條橫貫歐亞的“絲綢之路”，不僅促進了沿線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也促成了東西南北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
2022年9月1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國際會議中心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此次峰會簽署并發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撒馬爾罕宣言》。有著2500多年歷史的中亞古城撒馬爾罕，再次舉世矚目。
2022年8月19日，正在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讀博士的肖國強同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隊員凌雪、張明、梅子霖一起，跟隨王建新教授又一次抵達烏茲別克斯坦。
由于來過太多次了，肖國強記不清這是第幾次踏上這片美麗的土地。他此行的目的地，就是位于烏茲別克斯坦東北部的澤拉夫善河谷的撒馬爾罕。撒馬爾罕位于中亞的中心地帶。早期居民粟特人以撒馬爾罕為中心擴展其貿易網絡，西通拜占庭、東入中國，足跡遍及克里米亞到朝鮮半島廣闊的歐亞大陸。
西漢時期，撒馬爾罕處在中華帝國、羅馬帝國、貴霜帝國、安息王朝之間，是亞歐不同文化交會的十字路口。當時的撒馬爾罕是文化踫撞、交流和融合的舞臺以及東西方商品交易的集散地。絲綢之路的開通，在這里把東西方連接在一起。唐代高僧玄奘在撒馬爾罕停駐半年后，才順著阿姆河河谷去拜謁巴米揚大佛，進入印度河、恒河流域。在此之前，張騫出使西域，也曾來到這里，尋找大月氏……
匈奴崛起之前，月氏一直在中國新疆東天山一帶過著馬背上的游牧生活。公元前2世紀中葉，月氏為匈奴所敗，分裂為大月氏、小月氏。大月氏西遷伊犁河、楚河一帶，后又敗于烏孫，遂繼續西遷。在占領了阿姆河兩岸的大夏后，建立了大月氏王國，統轄巴克特里亞平原的千里沃野。
西北大學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考古學家王建新教授此行的目的，是推進烏茲別克斯坦國立大學的“絲綢之路人與動物骨化學及DNA考古國際聯合實驗室”的建設；與烏茲別克斯坦國立大學、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鐵爾梅茲州立大學等科研院所續簽合作協議，并就疫情下的國際合作機制和工作計劃進行交流和友好協商，制定下一步合作計劃；推進設立于撒馬爾罕的“撒馬爾罕中烏合作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修復中心”建設。
中國考古走出去，不僅是考古人走出去，更是中國的考古理論、方法和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以及在實踐中培養人才的教學模式走出去。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所所長阿穆爾丁說，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在不斷填補著絲綢之路考古空白的同時，還為中烏雙方聯合培養出一批批優秀的人才，積極與烏方共建中國—中亞人類與環境“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他認為，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開展的眾多國際合作考古項目中，只有中國考古隊有考古發掘工作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整體計劃。中國考古隊重視文化遺產保護，發掘前規劃細致，發掘中擾動面積小，發掘后及時回填保護遺址。
1999年，在中國考古學年會上，王建新首次提出中國考古走出國境。此后，王建新組建的科研團隊開始制定計劃，從陜西、甘肅、新疆開始，追尋張騫出使西域的足跡，跨出國境，到達中亞。他們把探尋古代月氏人的文化遺存，研究絲綢之路族群遷徙的歷史作為學術目標，為今天的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建立了雛形。
多年來，王建新的團隊從河西走廊一路追尋月氏人遷徙足跡到撒馬爾罕。23年間，王建新幾乎走遍了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所有河山和溝溝坎坎。2016年，考古隊終于在烏茲別克斯坦東南的拜松盆地找到了大月氏人西遷后留下的蹤跡。隨著中亞著名的“鐵門關”東18公里的拉巴特遺址一座座墓葬的發掘、一件件珍貴文物的出土，探尋大月氏部族西遷中亞后的諸多歷史細節終于初露曙光。
由于解讀文獻的闡述存在不同觀點，當今學術界眾多學者對于月氏人曾經生活的地理位置，一直存在較大的分歧。外文資料的缺失和對中國文獻的某些誤讀，使月氏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游牧民族及西遷中亞后的歷史成為謎團。
最初，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在河西走廊尋找古代月氏人遺跡，一無所獲。王建新隨后意識到，我國史書中對月氏的最初記載與匈奴有關。在匈奴語中，“祁連”的意思是“天”，匈奴語中的祁連山應該是天山。他根據《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的“敦煌、祁連間”推斷，公元前2世紀以前，古代月氏人和烏孫人的活動中心應在東天山區域，即具體位置在今天以新疆哈密地區為中心的天山一帶。
在中國文獻中，祁連山被稱為“南山”，“南山”和“祁連山”往往是在文獻的一段文字中同時出現的。東天山在漢代文獻中被稱作“天山”“祁連”“祁連天山”。因此，漢代文獻中的“祁連”不是今天的祁連山，而是今天的天山，具體指東天山一帶。王建新解釋道，“祁連”是匈奴語的音譯，“天山”是意譯，而“祁連天山”是音譯加意譯。
自2001年起，西北大學中亞考古團隊在東天山南北兩側，發現了5處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遺址。這一系列考古成果，確認了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時期，以新疆東天山地區為中心分布的游牧文化遺存，是古代月氏人在中國境內的遺存。
長期以來，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居無定所”的生活習俗是大家的共識，然而這一認知直接導致游牧考古忽視聚落遺址和居住遺跡的存在，也忽視了聚落遺址與巖畫的共存關系。經過大量考古調查，王建新發現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遺址在東天山地區普遍存在季節性分布的規律，進而總結出古代游牧人群在夏季與冬季分別各有定居地。這個觀點在游牧人群考古的理論和實踐中有力地糾正了學術界長久以來的認知錯誤。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古代游牧文化遺存三要素——居住遺跡、墓葬、巖畫“三位一體”的綜合研究方法，大大拓寬了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內容。
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歷經2000年的風雨歲月。盡管西遷后的大月氏早已消失在歷史的滾滾洪流中，但是只有找到西遷中亞的月氏文化遺存，與東天山的月氏文化遺存通過系統比較研究，才能實現古代月氏考古學文化的兩者互證。于是，王建新和他的研究團隊把目光聚焦中亞，進入中亞阿姆河北岸的西天山區域開展考古工作。
1992年出生的唐云鵬，2011年本科入讀西北大學考古專業，開始師從王建新教授、馬健教授學習絲綢之路考古、古代游牧文化考古。他參與了“東天山地區古代游牧民族大型聚落遺址考古與文物保護”“中亞西天山地區考古”等項目。2017年至2019年，唐云鵬先后7次赴烏茲別克斯坦，跟隨兩位導師開展田野調查和發掘工作。
“中亞考古隊中有很多和我一樣熱愛考古的年輕學子，在中亞考古隊的歷練讓我們迅速成長。在老師們的帶領下，我們從書本走向更廣闊的田野，在實踐中尋覓歷史的真相，同時也找到了研究興趣和方向。”唐云鵬說，自己和考古隊員習通源、趙東月、熱娜古麗·玉素甫以及來自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的蘇河、比龍等同伴，有幸參與并見證了尋找大月氏的考古歷程，著實是件令人興奮的事。
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發掘執行領隊梁云，長年在中國西北地區及中亞地區從事田野考古工作，2015年至2019年，赴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共10余次。
“多年來，學術界公認的大月氏的墓地或遺址，此前沒有一處是確鑿的”。在接受采訪中，梁云向記者詳細勾勒了在西天山找尋大月氏的始末。
據文獻記載，張騫第一次出使，“身所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康居是張騫出使西域的第二站，“與大月氏同俗”。張騫初次到達康居，曾受到友好接待。“康居傳致大月氏。”康居曾經派車派人把張騫專程送到大月氏。學術界對康居人的族源至今尚不清楚，唯一留下來的史料只有《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
“要找到大月氏的文化遺存，我們首先必須把康居文化的特點識別出來。康居與大月氏比鄰，找到康居，就能找到大月氏。”梁云充滿自信地說。
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同烏茲別克斯坦同行一起，在烏茲別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區域，開展了連續多年的系統性考古調查。他們先后在撒馬爾罕西南的薩扎干遺址和拜松市拉巴特遺址展開考古發掘，在茫茫戈壁和荒原中追尋古代康居和月氏的考古學文化遺存。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副院長任萌是中亞考古隊的老隊員，曾經參與2005年至2017年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溝遺址群調查、發掘工作；2011年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考古調查工作；2014年烏茲別克斯坦西天山區域考古調查工作；2015年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薩扎干遺址考古發掘工作等。在任萌的記憶中，2015年對薩扎干遺址的發掘，是考古隊在烏茲別克斯坦實施的第一次大規模考古工作。當時有兩件事給他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一是考古營地居住條件艱苦，全部隊員都使用年久失修的床具；二是兩個多月的發掘期間，王建新教授舊病復發，痛苦不堪。
西天山地區的撒馬爾罕，夏天白天室外溫度高達40攝氏度，空氣干燥，熱得叫人喘不過氣來。雖然環境惡劣、條件艱苦、交流困難，但是考古隊卻在這個國際學術界公認的“空白地帶”，新發現了數百處古代文化遺跡。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不但發掘出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康居貴族墓，而且在此建設了烏茲別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保護大棚，把中國對待文化遺產“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理念帶出國門。
薩扎干遺址位于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帶。這里的大型墓具有高大的封土、斜坡或階梯墓道及土洞墓室，中小型墓則有石堆和豎穴或偏洞墓室，流行仰身直肢葬，代表性的器物包括無耳圓腹的陶罐、陶壺，金屬武器、帶具，刻紋骨器等。同樣特征的歷史遺存，還見于同處撒馬爾罕盆地的考克特佩、奧拉特等墓地，以及錫爾河流域的查達拉、庫勒特佩、肯科爾、克里希扎勒、阿克塔姆等墓地。這類遺存約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間，分布在哈薩克斯坦西南部、烏茲別克斯坦北部和中部的廣大區域，同中國古代文獻記載的康居的年代、文化特征和分布地域基本吻合。
薩扎干遺址是中國人第一次發掘到的古代康居文化遺存。每到夜晚，滿天的星斗像大鍋一樣罩在頭頂，一輪又圓又大的月亮從東北升起來，占據了半個草原。看到此景，任萌突然明白了唐代大詩人李白那頗具意境的詩句：“小時不識月，喚作白玉盤。”考古隊在薩扎干遺址發掘出大型墓葬，出土了金器80余件，還有大量鐵器、銅器以及陶器、骨器等遺物。薩扎干遺址的考古發現顯示，西天山以北的撒馬爾罕盆地屬于古代康居的勢力范圍，古代月氏的考古學文化遺存應該到西天山以南的區域去尋找。
絲綢之路文化研究歷來是國際學術界的熱點。西方中亞百年考古集中于古代城址及藝術品等方面的發掘，因此，廣袤的中亞長年駐扎著許多來自俄羅斯、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等國家的考古隊。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作為首支進入中亞的中國考古隊，必須另辟蹊徑。由于中國學者此前已經在國內經過長期的摸索與實踐，擁有了游牧文化聚落遺址的發掘與保護經驗，掌握了游牧文化遺存的顯著特征與分布規律，所以考古隊以此與國外其他考古隊形成了錯位競爭的優勢。中國考古隊的“大范圍系統區域調查與小規模科學精準發掘相結合”這一創新模式，有效地填補了多項國外絲綢之路考古工作的空白。
據史料記載，康居位于大月氏的北部，薩扎干遺址墓地的發現便將大月氏人的活動區域縮小到了西天山和阿姆河之間的區域。2017年5月開始，考古隊在西天山以南的拉巴特墓地發掘出94座小型墓葬。墓制和出土器物表明，公元前2世紀末期至公元1世紀前期，這一地區分布著一種共性很強、面貌特征相當一致的游牧文化遺存。從墓地的墓葬形制、埋葬習俗來看，這類文化遺存在本地區找不到來源，卻與新疆東天山地區公元前5世紀至前2世紀的游牧文化遺存面貌相似。這一獨立的考古學游牧文化，其年代在大月氏西遷之后、貴霜帝國建立之前，與月氏在中亞的活動時間相吻合。
對比史料，拉巴特這一時期正好是大月氏直接統治的區域，而且這種文化遺存的分布范圍與大月氏的分布范圍相合；這支考古學文化的時空范圍、文化特征與西遷中亞后的大月氏文化高度重疊。考古學家苦苦尋覓多年的大月氏文化遺存終于找到了。
回顧起拉巴特墓地的發現經過，梁云頗為感慨：“倘若沒有發現拉巴特墓地，我們就與西遷中亞的月氏文化失之交臂。”
其實，考古隊在發掘撒馬爾罕薩扎干遺址的同時，就已經著手安排部分隊員前往拜松市進行調查勘探和小規模的發掘，希望能找到月氏人的墓地或遺跡，結果是一次又一次令人氣餒地未能如愿和徒勞而返。
蘇爾漢河州拜松市拉巴特村位于西天山南麓的一個小盆地，拉巴特墓地的發現，真正應驗了“功夫不負有心人”。
2016年底，梁云帶著隊員沿蘇爾漢河周邊勘察一個星期，一無所獲。第八天，梁云在拜松河邊歇腳，準備結束本次考古勘察。就在此時，他意外發現河床一處斷面有灰層，這處斷面的灰層因當地居民取土建房而暴露。梁云靈光一閃，頃刻間忘記了疲憊，招呼隊員立刻快步跑到跟前，探鏟下去，發現灰層下有人骨暴露。這是一處古代墓地！
辛苦了兩年的考古隊隊員們無比振奮，他們順著河流往南走，又發現了大面積的人骨和陶片……
當中亞的冬天來臨時，西伯利亞寒流帶來的大雪漫天飛舞，這些厚達半米到2米的積雪直到來年的四月中旬才可以融化。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只能撤回西安，待第二年初夏再回考古工地。
2017年，回到考古工地的考古人員再次布下兩個探方后，表土之下露出了條形石堆。烏茲別克斯坦一位考古專家小心翼翼地在石堆的西側用手鏟掏出了人頭骨。
墓地里發現的條形石堆讓梁云困擾許久。“按照我們在國內發掘的經驗，墓葬地表應該有圓形的堆土，為什么這里墓葬的地表層出現這些條形石堆？”聯想到蘇聯學者20世紀50年代發掘的貝希肯特墓地，梁云恍然大悟：條形石堆原來是墓道里的填石——墓葬上部圓形土堆已經被后代人類活動推平了。
《史記》記載，“（月氏）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媯水就是現在的阿姆河，“媯水北，為王庭”是史料記載張騫當年的親歷之地。尋找月氏的王庭和早期貴霜的中心，成為考古隊新的目標。
2018年、2019年，由于有前期積累的工作經驗，中亞考古隊在部分國外學者已經做了大量考古發掘工作的區域內，新發現了許多古代游牧聚落遺址。這些新發現表明，在國際游牧考古研究領域，中國學者在理論方法及實踐經驗方面，都已經超越了國外學者。
1979年出生的馬健，博士就讀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現任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院長，是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核心成員，主要從事絲綢之路考古、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在國內外高水平期刊發表論文30余篇，出版《匈奴葬儀的考古學探索——兼論歐亞草原東部文化交流》《草原霸主——歐亞草原早期游牧民族的興衰史》等專著4部，獲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獎、地理信息科技進步三等獎、中國考古學會優秀青年學者獎（金爵獎）。2013年至2019年，馬健赴烏茲別克斯坦進行考古往返4次。
馬健告訴記者，與郭沫若、范文瀾等并稱史學“五老”的西北大學老校長侯外廬先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了“外來學術的中國化”“中國學術的世界性”等重大問題。西北大學、中國國家博物館與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聯合考察隊，對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展開全面考古考察。自2013年底，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簽署關于“西天山西端區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的合作協議后，雙方組成的中烏聯合考古隊進行系統的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調查。
中烏考古隊以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員為主，雙方隊員擁有歷史、考古、語言、生物、物理、化學、計算機等多學科背景。考古隊協同攻關，互通有無、互學互鑒，成為“一帶一路”交流合作、促進“民心相通”的典范。鐵爾梅茲大學教授阿納耶夫由衷地稱贊：在探索月氏等古代游牧文化遺存方面，中方開放合作的胸懷與精神成為國際絲路考古的榜樣。
中亞考古隊通過發掘，系統獲得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學信息，確認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終于在國際學術界發出了中國聲音。
考古隊員長期深處高原、大漠、戈壁，風吹日曬，年近70的王建新黝黑而粗糙的臉龐和披在腦后的灰白長發別具一格。2009年至2022年，王建新赴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共20余次。他帶領團隊沿著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的足跡，從河西走廊、新疆東天山走到了中亞西天山，踏遍烏茲別克斯坦南部。
2014年，王建新在撒馬爾罕遇到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教授毛里齊奧·托西，這位國際著名考古學家率領的意大利考古團隊已在撒馬爾罕進行了15年的考古工作。初次見面，毛里齊奧·托西認為中亞考古隊進入撒馬爾罕毫無必要。然而，當得知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在意大利考古團隊工作多年的區域新發現了一批古代游牧聚落遺址后，毛里齊奧·托西的態度立刻發生轉變，要與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商談合作。
開展境外考古，深入實地掌握一手資料，不吃“學術剩飯”，才能夠發出中國聲音！“我們目前正在對東天山地區和西天山地區出土的人骨進行DNA檢測，取得確認古代月氏人遺存和月氏與貴霜關系的科學依據。在古代月氏研究領域，我們目前掌握了一手資料，占了一個領先的地位；在古代游牧人群考古的理論和方法實踐上，我們目前也處于領先地位。”王建新說。
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通過對東、西天山地區古代游牧文化遺存，以及西天山地區古代游牧文化遺存與農耕文化遺存的系統比較研究，為全球視野下深入研究中國與中亞地區的文化交往史，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實物佐證，有望在厘清古代月氏與大夏（巴克特里亞）、貴霜、粟特等關系方面，獲得全面系統的考古資料和科學依據。在月氏研究上取得突破的同時，還將推進學術界深入了解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演變過程、族群源流、宗教信仰、文化傳統、風俗習慣以及環境變遷等，促進中國與相關國家之間的人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