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考古，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挖墓。

浙江考古人鄭嘉勵曾調侃自己“上班如上墳”，陜西考古研究院趙汗青“一年365天中，320天以上都在工地”，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師李悅的寒暑假都在考古工地度過。

考古人說的工地，有墓地、有遺址，這里是他們的主戰場。探鏟是這里常見的鉆探工具。

探鏟，產于河南洛陽，傳說洛陽盜墓者通過鏟上來的深處土樣來精準勘測墓葬，使得我國古墓葬最集中的洛陽邙山地區“十墓九空”。

如今，學會用探鏟來辨別土質，是每一個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經驗豐富的考古工作者憑探鏟碰撞地下發出的不同聲音和手上的感覺，便可判斷地下的情況，比如夯實的墻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樣。

這把不顯眼的探鏟，不僅為考古人指引著前方的道路，還在田野中探尋著歷史的每一個塵埃。

每一鏟 都在觸摸中華文明

1934至1937年的四年間，徐旭生主持寶雞斗雞臺三次發掘，開啟了中國考古學探究周人和秦人發展脈絡的序幕，首次提出了將古史傳說與考古發掘相結合的路徑和方法，重塑了中國歷史脈絡——此次考古堪稱陜西考古“第一鏟”。

趙汗青考古路上挖的第一鏟土在山東。在當年考古還是冷門學科的年代，因為對田野與考古的向往，他第一志愿報考了山東大學考古學專業。

青島即墨區北遷遺址是他的本科實習點。該遺址于1980年文物普查時發現，2007年3月，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和即墨區博物館聯合對遺址進行第一次發掘，趙汗青也在其中。

發掘很艱苦，吃飯不按點、住宿很簡陋。剛開始的幾天，能吃上一口熱飯就是莫大的幸福。

雖然學校已經配備地質測繪用的最新機器——全站儀，但是沒有人會使用。使用的工具扔是傳統的羅盤、皮尺、手鏟，他們需要一步步丈量、一點點刨土。

前期出土的小件文物，記錄出土位置仍使用傳統方式，即出土的物件與探方四壁的距離。一周之后，全站儀才使用了起來，記錄人骨、動植物遺存、石器、陶器等各類出土物的坐標。

所有考古發掘的辛苦，在遺址研究逐漸有了成果的時候，都已不再重要。這些出土物與濱海的自然地理環境一起，共同勾畫出數千年前先人們勞作生活的細節。

考古帶給趙汗青的，不僅是興趣，更多的是收獲與滿足。

秦始皇陵兵馬俑 視覺中國供圖

“古語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我覺得‘地下更有黃金屋’?？脊虐l現的快樂，以及跨越千年和古人面對面‘約會’的特權，遠比金錢、榮譽難得?！标兾魇】脊叛芯吭貉芯繂T、 秦都咸陽城考古隊隊長許衛紅在《考古有意思：秦始皇的兵與城》這本書里寫道。

許衛紅1989年成為兵馬俑坑考古隊的一員，從三號坑開始“蹲坑”，2009年挑起大梁，任一號坑第三次發掘領隊。

挖掘現場的任何蛛絲馬跡，都是考古人員的至寶。

“我們把清理出來的土全部過篩、水洗，洗土尋寶，不是為了淘金，而是尋找秦國的植物顆粒和動物遺??；為了保護兵馬俑，挖掘現場無法用電，‘桑拿天’我們堅守在濕熱 的坑里，汗水濕透衣背；我們開啟發掘、展出、保護的三同步模式，取得科研和普及的雙贏。”許衛紅說。

“一般來說，兵馬俑是國寶，這一點是沒有爭議的。但有時候，我站在前廣場聽一些觀眾游客的反應，有人會說這有啥看頭，不就是一群泥娃娃。還有一些人看懂了一點，說秦始皇的東西真了不得，能做出這么一大堆陶俑。”在許衛紅看來，通過研究兵馬俑，首先展現出來的是兵馬俑的數量和制造的技術，這些表象很容易傳達給很多公眾，能產生一種自豪感，也是比較容易理解的部分。

“要研究這么多的陶俑到底是怎么做出來的，有多少人參與制作，當時的人員調配和社會組織是怎樣的等等，這些問題背后牽扯到國家機器如何運行、當時的國力狀況如何，以及意識形態等，”許衛紅說，最后研究出來的，是那個時期的社會歷史以及它與未來的聯系。

考古不是挖寶，而且很多考古人終其一生，面對的也許依然是未解之謎。

就像石峁遺址，在2011年開啟全面系統考古工作，十多年過去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石峁遺址考古隊隊長孫周勇仍在這里。

石峁，一座4000多年前的史前古城，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在夏朝建立的前夜，矗立在陜北的高山臺塬之上。

孫周勇聽1981年主持石峁遺址首次考古發掘的鞏啟明說，當時去石峁，食物要自備，在遺址待多久，取決于那袋面粉能吃到什么時候。

連續十多年的系統考古工作表明，作為石峁城址的核心區域，皇城臺或已具備了早期“宮城”性質，是目前東亞地區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早期宮城建筑。

然而，如此龐大的建筑，誰建的、為什么被廢棄、曾經居住在這里的人后來去了哪兒……種種謎團，都暫時無解。

但就像2016年召開的石峁遺址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很多國際知名考古學家站在石峁遺址的外城東門上，非常激動地說：“這是中國文明！”

如今，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石峁遺址考古隊副隊長邵晶的辦公室里，研究資料擺滿了桌子。

這個彎弓搭箭的是哪位戰功赫赫的英雄？這個騎著牛并把住牛角的又是哪位歷史人物？每每翻看一張張石峁出土的平面石雕拓片，邵晶都會深深地為中華文明感到自豪。

每一步 都在丈量中國歷史版圖

從有“西行”的想法至今，西北大學教授王建新已堅持了31年。

1991年，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樋口隆康應邀來到西北大學講學，舉辦了三場與大月氏有關的講座。和現場的中國學者交流時，樋口隆康問：“中國境內月氏考古的文化遺存在哪里？”

現場竟無一人回答得出。樋口隆康接著說：“要知道，中國才是月氏的故鄉。”

月氏是曾經活躍在我國西北地區的游牧民族，在西漢時被匈奴擊敗西遷中亞。公元前138年，張騫為聯合大月氏夾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道路，“絲綢之路”由此全線貫通。

王建新當時全程陪同樋口隆康并擔任講座翻譯。樋口隆康之問，成了王建新的“心病”：西遷之前的月氏在哪里？他覺得這個問題應該由中國學者給出答案。

在考古隊多年的發掘與堅持下，2017年5月，他們在拜松河邊布下了兩個探方。地表下10厘米，發現了條形石堆和人頭骨。又布了幾個探方，出現了20多座墓葬，密密麻麻，拉巴特遺址就這樣被發現了。

如今，該墓地發掘早已結束。隨著研究成果逐步呈現，經比較研究后，考古隊認為，拉巴特遺址很有可能就是找尋已久的大月氏文化遺存。

長期以來，長城被視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圖騰。然而，對于長城的長度、走向、結構、布局以及時代、地域等基本特征，考古資料上卻存在大片空白。

陜西考古博物館展出的寶雞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犧尊新華社供圖

2006年，國家文物局決定，對我國現存歷代長城資源進行調查，涉及全國15個省份的“長城資源調查”隨即啟動。段清波被任命為陜西長城資源調查隊項目領隊。

在陜西，長城遺跡主要分布在陜北榆林、延安等地。

2006年的一天，段清波率隊在榆林神木市高家堡地區進行長城調查測繪。天黑了，沒有食物，沙漠里唯一的通信工具對講機也沒電了，毛烏素的上空飄起了雨，一行五人，步子越來越沉重。最后是偶遇好心的油井工人才給調查隊解了圍。

兩年多時間，段清波帶領調查隊員用雙腳丈量了陜西境內1900公里的長城遺址。此后他又承擔了甘肅省部分長城的調查任務。

由段清波組織編寫的《陜西省早期長城資源調查報告》《陜西省明代長城資源調查報告》與《中國歷代長城發現與研究》等著述，為我國歷代長城資源摸底與研究交出了一份準確的答卷。

2019年，時任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院長段清波教授逝世。

然而，他把對考古學的熱愛依然留給了學生和社會——“考古重建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考古學讓遙遠的過去和無限的未來血肉相連。”“未來中國考古人能立足于世界考古學之林，就必須在世界文明的視野下，思考中國文明為什么走的是這么一條路，中國文明的特征是什么這個根本性問題?！?/p>

多年后，長城有了王生寬的足跡。他負責明長城遺址榆林市橫山區創業村至吳家溝村段4185米的巡查。

2018年，橫山區開始在長城沿線選聘群眾文保員，吳家溝村黨支部書記張子雄第一時間想到了在礦上工作過的王生寬。“他心細得和婆姨一樣，能靠上?！睆堊有壅f。

如今，中亞風沙依舊，王建新教授帶領團隊追尋初心的腳步未停。

多年的考古研究，他們在中亞地區廓清了月氏人的分布范圍，讓這支塵封已久的東方族群重現于世。雖然即將步入古稀之年，但他對考古研究卻始終孜孜不倦。

每一幀 都在印證中華多彩文化

位于河南洛陽的二里頭遺址，曾經出土了著名的綠松石龍形器。

這件2000余片綠松石組合而成的“龍”，形體宏大，巨頭蜷尾，身體曲伏有致，用綠松石片拼合出菱形鱗紋，制作之精巧、所用綠松石之多，世所獨有。

同樣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嵌綠松石銅牌飾，嵌入的綠松石厚度僅0.1厘米，采用滿鑲工藝，密不透風且色澤統一，使用的黏結劑近4000年依舊保持粘合力，令人驚嘆。

有專家認為，綠松石龍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我國在距今8600-9000年的河南賈湖一期遺址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綠松石，開啟了我國綠松石的使用歷史，成為早期中原文化的象征物之一。

“對于中原及周邊遺址出土的綠松石文物的礦石來源，大部分學者傾向于來自我國現代綠松石主產區，還有一些人認為綠松石是從西方來的，我們就開始做綠松石來源研究?！痹谖鞅贝髮W文化遺產學院副教授先怡衡看來，這些推測都需要得到考古的證據和驗證。

現代地礦調查資料顯示，我國綠松石礦主要分布在東秦嶺山區和祁連山周邊地區，資源較為集中，與綠松石文物“漫天星斗”式的分布是矛盾的。

但這恰好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時期，我國就存在大范圍、遠距離的“綠松石之路”，為我國早期人群交流和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提供了實證。

近年來，西北大學考古隊在東秦嶺山區的陜西洛南縣河口、河南盧氏縣竹園溝、湖北十堰市等地發現多處綠松石采礦遺址。

其中洛南縣河口遺址年代在距今3900—2500年左右，跨越夏商周三代，由大大小小10個礦洞組成，最大礦洞深約40米，最高處13米。

在該遺址及周邊礦洞的田野調查和發掘中，發現該古礦出土遺物豐富、開采年代較早、規模較大；出土物主要以陶器、石器工具、綠松石塊體為主。

其實，第一次到河口的礦洞，先怡衡是震驚的、感動的?！澳愫茈y想象，幾千年前的古人是如何在懸崖峭壁上，鑿出十幾米甚至幾十米的礦洞，這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和智慧啊。但國內卻鮮有人去考察、研究，綠松石被重視的程度還是太低?！?/p>

“我的博士論文是《陜西洛南辣子崖采礦遺址及周邊綠松石產源特征研究》，說實話，當時對綠松石的認識還沒有那么深刻，但我認為綠松石有極強的文化屬性?！毕肉庹J為， 綠松石使用范圍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古代早期文明擴展、傳播的進程。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研究生院院長溫睿研究科技考古，對古陶瓷、古玻璃的研究頗有建樹，近些年對有機殘留物關注較多。

他本科專業為有機化學，在牛津大學考古學與藝術史實驗室攻讀博士。多元化、專業化的教育背景為他從事科技考古研究奠定基礎。

文物保護人員對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大面具進行修復 新華社供圖

“這也給我們提了醒，我們的研究應該更重視已經發掘的遺址和實物，幾十年前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以借助最新的技術進行解決。”溫睿說，這些年通過發掘出土的東西太多 了，大量普通的遺物沒有經過研究就堆到了庫房，這應該成為未來的研究方向。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實物研究歷史。溫睿認為，人類對未來的預期給予對過去的認識，研究過去有利于了解當下，展望未來。

“考古人還可以干什么？除了發掘，需要更多的研究，了解我們幾千年的多彩文化，為國家未來發展提供借鑒?！睖仡Ｕf，比如綠松石，靜靜地見證了我國從新石器時代經歷了夏商、西周、秦漢、隋唐、宋明長達 9000年波瀾壯闊的整個中華文明多元 一體的發展歷程。

前些年，溫睿帶領團隊曾到新疆吐魯番勝金店考察，當地遺址出土的一些珠子像是綠松石。“這也推測出，綠松石很符合當地的審美，而當地能夠接受綠松石也是一種文化認同，已經超越血緣和地域?！睖仡Ｕf，這也是形成國家的基礎。

直到今天，綠松石仍然是中華大地上最受人們喜愛的寶玉石之一。它們被制作成項鏈、手鐲、耳環等飾品佩戴在身上，被制作成工藝品擺件陳列在展覽館里，見證祖國的平安與富饒。

美麗的綠松石，與代表著中華文明的瓷器、陶器等，一起在講述多彩的中華文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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