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發展道路的正確認識，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成熟度與高度。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十八世紀之前的傳統中國，曾經創造出具有深厚內涵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與精神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與治理體系，是中華文明的標識性載體，是中華文明長期穩定發展、不斷前行的根本保障，也是中華文明區別于其他文明的顯著特點。4月25日晚，西北大學侯外廬學術講座第二百二十講在西北大學長安校區西學樓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卜憲群為西北大學師生作題為《傳統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與新時代治國理政》的學術報告。學術講座由西北大學副校長吳振磊教授主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國家治理與道路選擇、文化傳統都是不可分離的。卜憲群講道，今天的中國，是由歷史的中國延續而來，獨特的文化傳統形成了中國區別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獨特歷史發展道路。悠久的中華文明，在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沖擊下蒙上了陰影，但不意味著衰敗。馬克思主義早就揭示，歷史不會終結在資本主義階段。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代表的民族精英，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使古老中國真正走上了民族復興之路，尋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卜憲群說，思想是文明復興的先導，制度與治理體系是復興的關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五千多年的文明沃土，將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的深厚歷史底蘊，深刻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的歷史邏輯，極大地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歷史認識，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新境界。這一重要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不僅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厚底蘊，更推動了古老的中華文明進入了嶄新的新時代。

卜憲群認為，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所包含的豐富的國家制度與治理體系內涵，是中華文明歷史文化不斷傳承又不斷創新的結果，是中華文明獨特歷史及發展道路的反映，也深刻體現著傳統國家制度與治理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間的內在邏輯。因此，探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國家制度與治理體系的關系，是歷史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談到中國傳統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特點，卜憲群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國家的產生必然伴隨著制度建設，中華民族創設了獨具特色的制度體系。中國歷史上的制度建設內涵豐富，與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相伴隨，重點體現在朝廷制度、郡縣制度、土地制度、賦稅制度、科舉制度、監察制度、法律制度七個方面。

我國夏商時期，各種制度建設已初具規模，但就重視國家制度的系統性設計而言，還應當從西周初年開始。周滅殷后，面對復雜的形勢，周武王曾訪于箕子，求教治國之道，殷遺民箕子向周武王提出了“洪范九疇，彝倫攸敘”的制度安排構想。“彝倫”指法則，“攸敘”指正常秩序。“彝倫攸敘”指構建合理有序的政治與社會秩序。

卜憲群表示，制度體系需要通過治理體系的實踐表現出來，治理體系是制度體系完善與否的檢驗，是制度體系的實踐形態。中華文明高度重視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的守正創新。中華文明經歷了不同社會形態，經歷了同一社會形態下的不同發展階段，也經歷了不同文化與民族間的碰撞與交融，但在制度體系與治理體系上從不迷失方向，而是能夠做到與時俱進。他提出中國歷史上有十大治理體系，大一統是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是我國歷史上國家治理的突出特征。自春秋戰國后，以血緣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為標志的大一統思想深入人心。“大”意味著重視、尊重；“一統”并不僅指領土統一，更重要的是國家秩序與社會秩序的構建，蘊含著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文化繁榮，沒有這三點，就不是完整理想的大一統。秦統一后，“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大一統政治開始形成，大一統國家治理也隨之成為歷代王朝面臨的重大問題。

邊疆與民族能否得到治理，是大一統國家能否安定的重要因素。與歷史上其他國家不同，17世紀以前，我國長期而穩定地維持了幅員廣闊的邊疆，形成了多民族不斷融合、共同發展的局面，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邊疆民族治理思想與措施。起源于先秦的“五服”“九服”及以后的“藩屬”概念，在邊疆治理上并不強調邊疆與內地的“同質”化而重視“差序”化治理；在邊疆治理理念上強調“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的內政主體思想，并在鞏固內政與開拓邊疆之間尋求平衡點，也由此形成了積極溫和、富有彈性的邊疆開拓政策。在民族觀念上，雖然“華夷之辨”思潮長期存在，但自先秦開始的文化認同高于血緣認同的認識，積極促成了“華夷一家”思想的形成。如唐太宗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雍正稱“天下一統，華夷一家”，都是典型。這種強調融合而非差別的民族觀念，有助于各民族間的認同。

“要在中央”、國家統一、郡縣體制是我國古代大一統國家治理理念和治理體系的三大要素。統一的中央集權治理體系，符合我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分散，民族復雜的實際；為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開展大規模公共工程建設、促進各地經濟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等提供了有利條件，不僅發揮出政治功能，也發揮出經濟、社會與文化功能。

卜憲群說，歷史證明，中國傳統制度與治理體系不是移植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中華大地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出來的，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有著不可分割的血脈聯系。因此，我們要從對歷史的正確認識中真正樹立起“四個自信”，堅定“兩個維護”，以制度與治理體系構建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中國制度和治理體系中許多跨越時空的文明精華，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豐厚土壤，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治理體系構建提供了豐富的歷史借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彝倫攸敘、守正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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