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聽名字就知道，冷門絕學是不為世人所熟知的文化傳承。雖然研究門檻高、研究群體小、成果產出難，但冷門絕學對于傳承中華文明、保存民族記憶、守護文化安全的重要價值是不可替代的。

近日，我省3所高校5項冷門絕學入選國家社科基金研究專項，包括陜西師范大學申報的“陜西古舊地圖整理與研究”、西北大學申報的“中國古代歷法中的‘步五星術’研究”“絲綢之路古代地圖整理與研究”“漢傳佛教阿育王文獻整理與研究”、西北政法大學申報的“蒙古文法律典籍漢譯文本的整理與研究”。人們驚喜地發現，高校中有這樣一群學者，他們滿懷熱忱而又坐得住冷板凳，滿懷理想而又能下得了苦功夫，他們在探索文明脈動的艱辛歷程中，闡釋獨特的文化遺產，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自覺為培育文化自信貢獻力量。

地圖里的山川風物

與浩如煙海的古籍相比，流傳至今的古地圖要稀少得多，研究者也寥寥無幾。“在古代，很多地理文獻都以‘圖志’為名，但文字流傳起來容易，地圖的制作、翻印卻要艱難許多。所以，很多地理文獻流傳到后世，其中的地圖就亡佚了。”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副院長席會東說。

古地圖是發現歷史、了解古代文明交流互鑒的至寶。從最基本的交通路網、山川、城邑到風俗物產、地域文化、宇宙觀念，在古地圖中都能找到相應信息。千百年過去了，地圖上的山川風物如今何在？席會東在古地圖的導引下，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奔走了17年，一點點開辟出古地圖研究的新方向、新路徑，就有了“絲綢之路古代地圖整理與研究”項目。

撒馬爾罕，絲綢之路上的商貿樞紐，中國古代傳過去的養蠶絲織、造紙技術，至今仍是許多當地人賴以生存的手藝。席會東回憶道：“當地一位造紙廠的老板告訴我，他們現在用的就是從中國傳過去的造紙技術，造出來的紙比現代工藝造的紙品質更好。在布哈拉、馬什哈德、大不里士等中亞和西亞絲路城市，我也遇到了許多傳承中國陶瓷器制作技藝的大師和一些工作室，他們甚至比我們國內傳承得更好。”

“這是絲綢之路上共有的文明記憶。”席會東表示，“反映絲綢之路的古地圖分為中國、伊斯蘭和西方3大譜系，我要做的就是把這3個譜系的古地圖貫通起來，整理并闡釋好絲綢之路多元文明互學互鑒的珍貴遺產，講好屬于全人類的絲路故事。”

目前存世的陜西古舊地圖，總數至少有8610幅（套），為全國之最。“我們將摸排、整理現存陜西古舊地圖的基本情況，建立數據庫，并分為中文輿圖、外文古舊地圖兩類進行專題研究，通過‘陜西古舊地圖整理與研究’項目，全面系統梳理三秦富集的古舊地圖遺產。”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王社教說，“這不僅能推動相關學術研究，還能推動秦嶺、黃河、古都、紅色文化資源的合理開發，促進陜西旅游產業發展，助推陜西文化強省建設。”

典籍中的文化交融

蒙古學很冷門，作為學科分支，蒙古文法律典籍研究則更為冷門，門檻也更高。

“往往是懂法律的不懂歷史，懂歷史的不熟悉法律，好不容易有個既懂法律又懂歷史的，少數民族語言又是一道坎。就算有人3項都會，能不能坐得住冷板凳又不好說。一遍遍篩選下來，國內做蒙古文法律典籍研究的學者不過10人左右。”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副教授楊強言及于此，無奈地笑了笑。

楊強在蒙古法制史領域耕耘了近20年。在他看來，蒙古文法律典籍研究雖然小眾，卻有實實在在的學術價值和時代價值。

“例如，西方學者曾斷言蒙古文明是一種停滯的文明，但蒙古文法律典籍的研究成果證明，蒙古文明在發展過程中有3次大的轉型。憑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有力地駁斥西方學者的論斷。”楊強說，“但是，要把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事實搞清楚，我們依然任重道遠。”

胸懷抱負，楊強申報了冷門絕學項目“蒙古文法律典籍漢譯文本的整理與研究”。該項目所研究的4部法典，正是蒙古族、藏族、滿族和漢族融合發展的重要結晶。

“做好這項研究，我們就能較好地闡釋民族融合在中華法制文明演進過程中的作用，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楊強信心滿滿地說。

與楊強不同，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李利安教授更加關注中印文明交流，由他主持的“漢傳佛教阿育王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就涉及此領域。

阿育王是印度古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很多佛教文化現象均與其直接相關，他對中國佛教、文化、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至今仍保留有大量與阿育王相關的漢語文獻和佛教遺跡。

阿育王研究自19世紀以來就成為國際學術熱點，但國內的相關研究長期以來不夠系統全面。

然而，西方學者寧愿使用殘缺的梵文資料、巴利文資料，模糊不清的希臘羅馬資料，也不愿正視時代久遠、體系完整的漢語阿育王文獻，這已成為國際學術領域的一個遺憾。

李利安計劃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帶領團隊系統梳理漢語阿育王文獻，為更加深入認識絲綢之路上中印文明交往作出新的貢獻。

星空下的守望傳承

記者在西北大學科學史高等研究院見到唐泉教授時，他正忙著研究中國傳統歷法中的“步五星術”，黑板上寫滿了推導步驟。

歷法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核心內容。“一般來說，一部完整的中國傳統歷法通常分為七章，其中第七章就是‘步五星術’，專門討論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運行規律，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對行星運行規律的認識水平。”唐泉介紹，“從我國西漢到明末時期，正式頒行過的歷法有50多部，到了明朝末年，已鮮有學者通曉中國傳統歷法的編制思想與方法。”

“從2011年出版的二十四史來看，其中關于傳統歷法中‘步五星術’的內容還有很多錯誤，如常數、術文、算表等。”唐泉說，“我們首先要校勘所有歷法中與‘步五星術’有關的文字，然后通過算理分析搞明白古人計算行星運動的核心算法，從而在整體上把握中國古代行星理論的發展脈絡。”

為了討論中國古代行星理論的計算精度，唐泉選擇了不同朝代的一些代表性歷法，借助計算機編程計算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位置，同時利用現代天文學計算軟件提取五大行星的理論位置，通過比較計算結果與理論結果，更加客觀地評價中國古代行星理論在整個古代文明天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

唐泉說：“以火星為例，北宋《紀元歷》對火星視位置計算的最大誤差基本能控制在5°以內，大致與400多年后哥白尼對火星的計算精度相當，這就很能說明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水平。”

中國古代天文學很“高冷”，唐泉卻耐得住冷清。“如果我們不做這項研究，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精髓可能就從此不為后世所知了。20年前，我在導師曲安京先生的指引下，邁入了這一研究領域，當時西北大學的天文學史研究團隊包括學生在內只有3人，如今這個隊伍已經壯大到2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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