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位院士專家“組團”教11名學生 一門“精英課”背后的研究生教學反思

■本報記者 陳彬

如果不是這場疫情,西北大學地質系的研究生教學改革可能還在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自2010年從海外博士后歸國以來,該校地質系主任張志飛就一直在探索一個問題——研究生的課程究竟應該是什么樣子?這個問題他和他的同事思考了10年,其間也進行了一定的實踐探索。

如今,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他們的思考和實踐不得不加速,而加速的結果,便是一門名為《高級門類古生物學+古生物學原理》的專業平臺課的誕生。這門課程主要針對的是地質系古生物專業的11名研究生,但授課老師卻是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舒德干在內的18位教師,這其中,僅擁有高級職稱者便有14人。

18位老師“組團”教11名學生,如此“奢華”的教學組合是怎么形成的呢?

一個難題:研究生課程如何避免“本科化”

這一切還要從那個困擾了張志飛10年的問題說起。

“在我國,傳統研究生課堂和其他課堂并沒有太大區別——老師在臺上講,學生在臺下聽。”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張志飛表示,這樣的課堂是缺乏學生參與性的。更重要的是,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往往與導師的研究方向及內容有很大關系。“畢竟導師面對的都是自己的學生,其課程內容便很難避免一定的‘主觀性’。”

一方面缺乏學生的主動參與,另一方面授課內容又往往局限在導師的研究領域內,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研究生越學越精、但學術視野狹窄。“這幾乎是我國研究生教育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在探索中,張志飛和同事首先希望學生能夠講出他們真正感興趣的內容,但結果發現,學生們講的大多依然是與導師研究領域相關的內容。“這并不奇怪,畢竟研究生的視野是很受導師影響的。”張志飛說,但研究生課程要避免“本科化”,需要做的就是“寬基礎”“強理論”“精研究”,要將這三點從口號變成行動,學生的知識覆蓋面一定要寬。

至于如何拓寬學生的知識面,他們想到的解決方式是將不同專業特長的教師組織起來。“不同教師把他們的研究特長和研究方向講出來,把學生一下推到學科前沿,了解各學科目前需要面對的問題。”張志飛說。

從2009年開始,由西北大學地質系古生物方向的數十位教師自發組織的“蟲蟲論壇”就這樣成立了。

“論壇每周舉行一次,每次由一位老師主講。”張志飛表示,主講老師不但要向學生介紹其專業的研究方向或教學方向,同時還要考慮教學重點課程的內容兼容性。“只有將課程與自己的研究要點結合起來,才能起到‘以研促教’的作用。”

作為博士班的班長,在每次論壇開講前,西北大學地質系古生物專業博士生任心宜都會在線上將要參加論壇的學生組成一個群。慢慢的,她發現這個群的規模在不斷擴大。“一開始只是本專業的學生,后來出現了校內其他專業的學生,再到后來,附近其他高校也有學生加入……”

就在“蟲蟲論壇”的規模慢慢擴大時,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原有的教學秩序被完全打亂,“張志飛們”不得不思考新的應對之策。

一番探索:疫情催生“蟲蟲論壇”進化版

對于設置《高級門類古生物學+古生物學原理》課程的初衷,該校古生物學與地層學教研室主任傅東靜曾做過如下說明:古生物學課程的教學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涉及很多不同的化石門類。受教師個人研究領域的局限,獨立開課無法在所有門類的教學中做到足夠深入,因此,教研室18位老師將研究方向綜合起來,與門類古生物課程的教學設置相契合,這就為開設一門綜合古生物大課提供了專業支撐。

按照培養方案,該門課程共分為18個獨立的授課章節。每個章節由一位老師負責,每位教師授課4學時,講授自身專長的研究領域。

不難看出,該門課程可以算作是此前“蟲蟲論壇”的“進化版”。只是相較于前者,后者要更加“體系化”。也正因為如此,張志飛才笑稱“疫情把這件事情‘加速’了”。

但一個簡單的“加速”,做起來并不容易。

比如在專業科目的選擇上,之所以將“門類古生物學”作為重要內容,其背后有著一番深入思考。據傅東靜介紹,作為古生物研究的基礎,研究生在開展科研工作之前,必須要通過傳統的門類古生物訓練,扎實掌握化石的觀察、定種、描述、比較、討論、系統分類和演化關系等,否則開展后續研究就是空中樓閣,做不深也走不遠。

“另一方面,古生物學方向的研究生生源較廣、專業基礎參差不齊,很難進入到高強度的前沿領域研究工作中。因此,‘集中訓練營’顯得十分必要。”傅東靜說。

在具體講授內容的選擇上,很多老師為了強調教學研究性,主動放棄了自身最熟悉的領域。“比如,舒德干院士對生物進化的相關課程十分熟悉,但由于學生在本科階段已有過相關了解,因此,舒院士沒有選擇這部分內容,而是將自己目前所進行的‘后口動物的演化’研究作為主要內容。”張志飛說,“相關科研成果是如何發現的?其間存在哪些問題,自己對此做了哪些思考?不僅講理論,更要講體會、講工作方法、講思維模式,這才是需要給研究生灌輸的。”

張志飛坦言,從本質上說,古生物學由于領域性質所限,基本上還屬于“精英教育”的范疇。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根據現有的資源情況,在夯實學生理論基礎及拓寬學生學術視野這兩個維度上進行拓展,是需要教師特別注意的。“在這方面,我們進行了一定的探索。”

一種科普:其他學科的基礎

雖然該門課程主要針對的是11名本專業研究生,但它的“實際受眾”要遠多于此。

“最多能到50多人吧。”由于目前采取網絡授課形式,所以每堂課前,任心宜都要在網上公布進入網上課堂的二維碼。“除了我們這些研究生之外,掃碼進入課堂的還有本校其他專業的師生,以及外校的人員。”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編外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高校或科研院所中,從事地質或古生物研究的教師,其中很多人甚至是任心宜已經畢業的師兄、師姐。

“這與古生物學的學科性質有關。”張志飛解釋說,古生物學可以算作是很多地質類專業的“基礎學科”。“因為古生物與地層密切相關,沒有古生物學研究作為參考,很多地質研究就沒有了時間的概念。”

然而,并不是每位從事地質學相關領域研究的人員,對于古生物學的相關知識都十分精通。對于這類人員來說,這門面向研究生的“專業課”,也就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

張志飛表示,嚴格意義上說,雖然古生物學不能算是“小眾學科”,但其承擔的社會意義卻是相似的。“一般這類學科都會承擔一定的科普功能,這也是目前公眾比較關注的。”但與此同時,此類學科往往也是某些其他學科的基礎學科,“比如某些化學類學科”。張志飛告訴記者,從這個角度來說,高校內部不同學科之間的“科普”同樣重要,但這點卻往往被我們所忽視。

以本門課程為例,在課程的網絡學習群里,既有西大本專業的碩博士研究生,也有來自外校的學生,甚至還包括了身在瑞典的外校博士后、在澳大利亞從事相關研究的西大校友……

“無疑,此次疫情下催生的網絡授課模式,對于古生物學這類相對小眾的專業擴大公眾影響力、履行自身的科普責任大有裨益。同時,我們也應該有意識地兼顧不同學科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完成學科間的科普責任,這是此前我們沒有充分注意到的,我們對此的關注也不會隨著疫情的緩解而放松。”張志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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